大家都听过这句俗语：富不过三代。但是你知道这句话完整应该怎么说吗？这句完整句子为“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历史还真的有持续兴旺十代以上的家族，例如北宋以降以吕蒙正、吕夷简、吕公弼、吕希哲、吕好问、吕本中等为代表吕氏家族。甚至还有兴旺三十代以上的家族，例如钱缪所在的钱氏家族，它足足兴旺了30代以上。

但是钱氏家族或其他江南大族的长期兴旺，绝不应简单地理解为“道德传家，十代以上”。不是说道德不重要，但是光靠道德是不足以维持长期兴旺的，这是人性的弱点所决定的，因为一个家族不可能代代出道德圣人、道德圣母。真正的圣人圣母几乎是上百年才出一位。 另外这种说法，也不符合人类社会竞争历史。先进的文明、先进的民族总是在激烈的竞争中产生并延续的，不善于竞争的民族，很多都成为弱势民族，甚至消失在历史的场合之中了。家族也是如此，善于竞争的家族，才有可能是兴旺的家族。兴旺的家族必定不会鼓吹不婚不育，不会鼓吹少生反对多生。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特别适合传统社会里的“竞争”，在现代社会里，应试教育是否适合竞争呢？这不是本文主题，但至少比单纯的素质教育、快乐教育更有利于培养竞争和合作。 大家如果去查查明清两朝科举状元，一直到当代的两院院士，会发现很大比例的人都是出自江南地区的望族，但是他们的父母不一定很有钱，他们读书往往出自家族的赞助。家族大、互助多，该家族成功的概率就大。所以科举状元和两院院士出自某一区域，不应该进行地域歧视的解读，而是与其背后家族的观念有密切关系。

我们再看看“富过三十代”、在我国近代史上涌现出熠熠生辉的无数名人的钱家，其《家训》里记载了一段话： “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 义塾是中国古代、近代时依靠官款、地方公款或地租设立的蒙学。义学的招生对象多为贫寒子弟，免费上学。而《钱氏家谱》中提及的义塾”更准确的说法是“族塾”。也就是说家族里如果有人兴旺发达了，就要出钱建立学校，给同姓的小孩读书。如果谁致富了，遇到饥荒困苦，就要救济家人。这些成为家族义务。

比如科举制度，三年内全国也就中两三百人。家族里有人考上了，就有了权力。如果单独一户人家，生的多也不一定考得上，但是如果站在家族角度看，整个家族一代人中有上千人呢？考上的概率就大了。估计这才是多子多福的真正含义？家族里有人考上了，他就遵守《家训》里的约定，他赞助和帮助同家族的孩子，那么这个家族就不怕失去权力。一个家族里有人考取功名，有人经商致富，相互帮助相互提携，这个家族自然就兴旺发达。

但是如果一个家族不这样做，即使某个人出人头地了，面对像钱氏这样的家族也是竞争不过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科举制度确实赋予了中华民族竞争力量，避免了在近代的时候，像亚非拉其它很多民族一样被灭种亡国的命运。如果一个家族少生精养，本质上是一种赌博。中国历史上这些兴旺发达的大族，人家不仅自己多生，还鼓励亲戚朋友多生，自己有钱还会帮扶亲戚朋友的子女，就当为自己的孩子积德。这种富过三十代的家族思维模式，实际上迄今仍然有残余。而那种妖魔化中国的婚恋生育观念、妖魔化原生家庭以及兄弟姐妹之间亲情以及家族中互帮互助的行为，本质上是不利于中华文明的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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