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在山西临汾襄汾陶寺遗址的晚期灰坑H3403中，考古发现一件特殊的扁壶残片，因为上面有两个朱书文字。

对于这两个文字，其中下图所示的没有引起异议，因为与甲骨文、现行汉字一脉相承，所以基本一致认定为“文”，但另一个字却争议很大。

关于下图“文”字，最早出现在7000年前的湖北秭归柳林溪陶圆盆上，后又出现在良渚文化陶器上，此字非常神奇，具体起源来历还不能100%确定。

陶寺朱书另一个字见下图右，过去40年来学者解释颇多，大约有昜（yáng，通阳）、易、尧、邑、是（氏）、唐等，总之众说纷纭、分歧很大。

按照过去学者破译，陶寺晚期或是禹都、或是尧都、又或是其他。因此，这个字的破译，可能有助于搞清楚陶寺遗址的族属，从而对中国上古史带来重大影响，乃至改写中国历史。

随着考古研究深入，如今取得一系发现，对于破译此字作用重大。接下来，就谈一谈此字破译的新研究。

陶寺扁壶有何用途

陶寺朱书扁壶非常特别，多年相关研究情况，笔者将之归纳一下，重点是以下四点：

首先，出土于老Ⅲ区的灰坑H3403，灰坑就是垃圾坑，古人倾倒垃圾的地方。陶寺朱书扁壶为何被扔到垃圾堆里？

其次，学者田建文在《我看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中指出：H3403灰坑所处年代已进入公元前2000年的范围内，这是研究这件扁壶上朱书文字的前提。

第三，这是一件残破的扁壶，但属于被人特意摔坏，然后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上面写字，扁壶鼓凸面一侧写“文”，扁平一侧写了了另一个字。之后，沿扁壶残器断茬边缘涂抹朱砂一周，这也是为何判断人为摔坏在先的原因所在。

第四，扁壶形制独特，一面凸起一面略带凹处的平面，与天圆地方极为相似；同时，该扁壶制作粗糙，像是一次性陶器，单纯为了某种用途，仰韶遗址中就有很多制作粗陋的一次性的随葬陶器；此外，扁壶上的颜料是朱砂，考古发现史前朱砂文字往往与死亡或占卜相关。

综上，可以还原一下当时场景，即：为了某种仪式，烧制了一件粗糙的却含有特殊意义造型的陶器；在这一仪式举办时将之摔坏，然后用朱砂写字、描边，完成某种特殊仪式；最后，在仪式办完后，将之扔到垃圾堆里。

因此，陶寺写有朱书文字的扁壶，或为占卜所用，或为祭祀所用，不会存在其他用途。

其实，以摔坏陶器、朱砂、扔至垃圾堆等来看，陶寺朱书扁壶应该用于葬礼。因为，至今包括山西在内的北方不少地方，在举办葬礼时还有类似风俗，比如起棺前，长子跪举陶盆至头顶，然后将盆掷地摔破，以破为吉，最后破盆被扔掉。

另一朱书应为令字

因为陶寺扁壶用途特殊，所以其文字理应能与之匹配。以此来看，陶寺扁壶朱书两个字应为“文令”，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与甲骨文中令字更近似

由于陶寺朱书中的“文”字，与甲骨文、金文、现行汉字属于同一体系，因此另一个字理应也会如此。据此，对另一朱书的破译，可在甲骨文、金文中寻找或对比。而通过对比，学者朱同州考证发现与“令”更为近似。

甲骨文中的“令”，上部犹如大写字母“A”，下部是个规规矩矩跪坐着的人，《说文解字》解释为“令，发号也。从亼、卪”。令字上部“从亼”，甲骨文大师罗振玉认为是“集众人而命令之”。

陶寺朱书上的这个字，由“圆、下划一横”与“跪人”上下两部组成。关于下部含义，学者普遍认可是“跪人”，与令字下部一样，因为此前学者判断的“邑”、“命”、“尧”，其下部都是“跪人”形象。因此，问题的焦点在于上部“圆加下划一横”的含义。

学者朱同州认为：“圆加下划一横”象天之形的早期形态，随着人的观念由天命向人命观念的演变，“令”上部从“圆加下划一横”转变为“亼”，即朱书扁陶壶平面朱书为“令”字早期形态。

其次，令字更符合扁壶的用途

前文所说，扁壶用途特殊，更可能是葬礼仪式上的用具。因此，上面的文字应该或与所死之人有关，或与天命、鬼神有关，或与升天有关（古人向往升到天国，但升天图一般随葬，因此扁壶应与升天关系不大）等。

与天命鬼神相关的话，“文令”可以理解为听从天命、鬼神所发命令，或“文令”两个字本身代表天命、鬼神，古人崇信鬼神，葬礼仪式中让其出场，实属正常之事。但是葬礼之器不祥，于是这种不需要随葬的器物，用完之后将之扔到灰坑。

与所死之人相关的话，“文令”恰好符合一个历史人物。周代中期以前，“令”和“命”是同一个字，后来为了强调发号施令，西周金文中多加一个“口”，构成了“命”字，所以“文令”就是“文命”，而史书中称大禹为“文命”，大致死于陶寺遗址晚期，又有史书记载禹都晋南或与尧舜并都平阳，这也是夏朝晋南说的文献根据之一。由此，或是大禹后代在扁壶上写下大禹称号，来表示子承父业等意思。

陶寺扁壶两个朱书应为“文令”（文命），如果将之与史书对应，那么陶寺遗址即为大禹之都，也即夏朝早期都城。而陶寺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恰好对应尧舜禹，中期取代早期、晚期取代中期都有暴力夺权现象，又恰好印证竹书中舜禹暴力夺权的记载。如此种种，表明夏朝源于晋南，都城在陶寺遗址。

但禹夏晋南说，也会面临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在文献上，禹夏与东夷交往密切，但晋南与东夷相距甚远，两者如何密切交往？在考古上，陶寺遗址终于公元前1900年（与二里头王朝期相隔150余年），此后夏朝去哪了？因此，该如何解读夏朝与陶寺遗址、大禹与尧舜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资料：《史记》、《田建文——我看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朱同州——陶寺扁壶何以朱书“文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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