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中午,南京颐和路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里,气氛比三伏天的柏油路还要燥热。59岁的冈村宁次大将正趴在办公桌上,用红笔圈画着华北方面军的兵力部署图。他右耳上的助听器突然发出刺啦刺啦的电流声,副官推门进来时,手里捏着的电报稿纸正簌簌发抖。
“司令官阁下,东京急电。”
冈村宁次沾满墨渍的手指划过电文第一行,镜片后的瞳孔突然缩成针尖大小。“帝国已接受波茨坦公告”这行铅字在纸上跳着,他下意识用指节敲了敲助听器——是不是电流声干扰了自己的判断?第二遍读完,后颈的冷汗顺着笔挺的军服领口往下淌,钢笔从指间滑落,在米黄色的军用地图上洇开一团墨迹。

要弄清楚冈村宁次此刻的震惊,得把时间倒回三年前。1942年5月,这个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通”,带着天皇亲授的大将军衔,踏上了中国战场的最高峰——就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他麾下掌控着华北、华中、华南的105万日军,从黄河到珠江,从平原到山地,正推行着第六次“治安强化运动”,幻想着用“三光政策”扑灭敌后抗日烽火。
在东京军部的蓝图里,冈村宁次是“最懂中国”的战略家。他精通汉语,能写一手不错的毛笔字,甚至在北平期间常去琉璃厂淘换古籍。但这个“中国通”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投降”二字。直到1945年春天,美军在冲绳岛展开血腥登陆,苏联红军陈兵东北边境,八路军在华北展开局部反攻,武汉外围的国军也开始试探性反击。冈村宁次逐渐发现,自己指挥的百万大军就像被捆住手脚的斗牛,在四面八方的刀光中进退两难。

1945年8月6日和9日,广岛、长崎的蘑菇云升起时,冈村宁次还在徐州前线视察。他对着师团指挥官们咆哮:“即便本土遭受空袭,皇军也要在中国战场坚持到底!”8月9日深夜,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传来,他终于坐不住了——东北的70万关东军根本挡不住钢铁洪流,自己手里的105万人马,既要防备正面战场的国军,又要应对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早已是疲于应付。
但真正让他崩塌的,是8月15日正午的“玉音放送”。当天上午,总司令部接到东京通知,要求全体官兵收听天皇广播。冈村宁次特意换上新熨烫的军服,端坐在收音机前。当裕仁天皇那带着京都腔的“终战诏书”从电波里流出,整个大厅响起此起彼伏的啜泣声。有年轻的参谋突然拔刀要切腹,被卫兵死死按住;后勤部长瘫坐在椅子上,喃喃自语:“我们在支那打了14年,就这么完了?”
冈村宁次没有哭。他盯着墙上的“武运长久”锦旗,突然想起三个月前在南京接见记者时说的话:“大东亚圣战必将取得最后胜利。”此刻锦旗上的金线在阳光下刺目,他摸了摸腰间的“天皇赐刀”,刀柄上的菊纹徽章早已磨得发亮——这把曾挥向中国平民的军刀,如今却连切腹的勇气都没给他留下。
接下来的24小时,大概是冈村宁次人生中最混乱的时刻。首先是内部的“主战派”失控:第三师团参谋长山田太郎带着卫兵闯入司令部,要求发电报给东京,拒绝接受投降命令;华北方面军的几个联队长甚至准备率部进山,继续游击战。冈村宁次不得不用沙哑的嗓音三次召开幕僚会议,反复强调:“违令者军法处置!”

更让他难堪的,是来自中方的受降通知。8月15日傍晚,重庆方面通过广播宣布:所有在华日军必须向国民政府指定的将领投降。冈村宁次盯着中方列出的受降区划分,发现自己苦心经营的“占领区”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华北归傅作义,华东归汤恩伯,就连南京大本营都要交给何应钦。他不得不亲手起草《对华处理纲要》,命令部下“坚持严肃态度”,但字里行间都是无奈:“投降程序须严格遵守,不得引发混乱。”
8月21日,当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在湖南芷江接见日军投降代表时,冈村宁次正在南京总司令部签署第一份投降备忘录。他握着钢笔的手第一次发抖,笔尖在“冈村宁次”三个字上拖出长长的墨痕。窗外,几名日军士兵正偷偷焚烧军旗,浓烟混着焦糊味飘进来,让他想起1937年淞沪会战的硝烟——那时他是上海派遣军司令,带着部队在毒气掩护下登陆,如今却要以失败者的身份结束一切。
1945年9月9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礼堂,冈村宁次迎来了人生最屈辱的时刻。当他走向受降台,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敬礼时,台下100多名中外记者的镁光灯闪成一片。他低头呈上的佩刀,正是当年天皇亲赐的“节刀”,刀柄上的菊纹如今看来就像个讽刺的印记。

战后的审判来得比他想象中要晚。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他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度过了两年时光。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竟然以“无罪”将他释放,此举引发全国人民的愤怒。直到1950年,冈村宁次又被聘为台湾当局的“军事顾问”,继续做着“复兴军国主义”的美梦。但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1966年,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病死在东京,临终前还在日记里写着“支那事变终成遗憾”——他到死都没明白,所谓“遗憾”,不过是侵略者的痴心妄想。
冈村宁次的“懵圈”,其实是整个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缩影。他们迷信武力征服,却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他们沉迷“大东亚共荣”的谎言,却看不见正义必胜的历史规律。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的投降,14年抗战的胜利,是3500万同胞用鲜血换来的,容不得任何侵略者的“遗憾”来粉饰。

今天回望这段历史,我们记住的不应该是某个战犯的错愕表情,而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抗争精神。当冈村宁次们的军刀永远沦为博物馆的展品,当“投降”成为侵略者唯一的结局,我们更该懂得: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任何妄图践踏他国主权的行为,最终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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