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看天下实验室
ID | vistaedu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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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江读初中时，一只毒蜘蛛在他的手上咬了一口，手立刻肿胀，伤口处又痛又痒，皮下仿佛有蜘蛛丝在蔓延生长。

母亲赶忙扯下一些旧棉花，一层层裹住他的手，把手浸到米酒中，再让他咬住一根筷子。接着，母亲划了根火柴，点燃棉花。何江的手被剧烈的灼烧感刺痛，咬着筷子，他喊不出来，想甩掉棉花，也被母亲阻止。

何江学了生物化学后才知道，高温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蜘蛛毒液是一种蛋白质。由于当时乡村落后的条件，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帮他处理伤 口。

2016年，何江穿着红色的博士学位袍，把这个故事带到了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台上。那天，台下坐着数万名观众，演讲台旁，是另外一名演讲嘉宾——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何江在湖南的山村出生，到县中，再到大城市，又成为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第一位演讲的中国人。这个旅程，何江花了28年。

哈佛毕业后，何江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是生物科技公司Vizgen联合创始人和研发总裁。他专攻空间基因组学、脑科学和癌症检测的研究。目前，他将自己的很多研究数据开源，与全球数百个大学研究所共享。他曾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30位30岁以下医疗健康领域青年俊杰”。

在新书《过往皆为力量》中，何江将目光转回过去，寻求生命最初的底色，以白描的手法记录了一部家族成长史和乡村变迁史。他试图回答一个疑问：自己的成功是一个奇迹，还是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复制的样本？

“一次快进版工业革命”
何江出生的停钟村是湖南宁乡的一个小山村。他出生的1988年，村子刚刚通电两年，没有汽车、电话，更没有自来水。

何江进入哈佛后，偶然遇到了曾被评为《时代》杂志2004年影响世界百人之一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教授。讲座后，何江试着同教授聊起了中国。没想到对方产生了极大兴趣。

三天后，他被邀请到教授的办公室，讲述中国农村三十年来的发展和变化以及自己如何进入哈佛的历程。“你这一路，好像完成了一次快进版的工业革命”，尼尔·弗格森鼓励他写下属于停钟村和何家的“乡土中 国”。

何江4岁那年，父亲觉得他妨碍父母干农活，便提前把他送进学前班，他成为了村里年纪最小的学生。

在村小读了一年书后，教室被大雨冲垮，他转去了几里路开外的邻村小学，每天要走一个小时。在黑漆漆的冬日清晨，他数次被山林的虫鸟声吓得大哭。

村小的课程不多，语文、数学、思想品德、自然，语文老师用方言上课，数学老师换过好几个。那时他的梦想，就是拿一张高中文凭。

初二县级统考，何江的成绩全县拔尖。县城中学的老师来村子，劝何江父母给儿子转学。

父母没有犹豫，但村里的老师们不愿意。双方陷入了僵持，决定权交给了何江。

在县中的一周，何江第一次见到了另一个世界。面对新环境、新事物、新挑战，他思虑再三，不知道自己能否在初三一年既适应好环境又能平衡学业，于是他重新返回了村里的学校。

那是他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在他个人“工业革命”的路上，面临无数个路口和迷宫，都由自己做出了选择。
“迷宫”
无数金榜题名的寒门子弟步入大学后，往往会遭受文化、认知和生活习惯的冲击，陷入“迷宫”的处境。何江的“迷宫”，来得更早一些。

何江在中考时考入了县城最好的高中，离家四十里路，只能住校。

来县城之前，何江对世界的了解几乎都来源于当渔民的父亲。每年冬天，有三个月的时间，父亲跟着其他渔民到湖北、江西捕鱼。春节前，父亲背着鱼，带着沾满鱼腥味的衣服、棉被和礼物回家，跟家人们讲述外面的世界。

在县中时，何江的成绩经常年级第一，但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在同学中间总表现得小心翼翼，生怕说错话或做错事，被人嘲笑。“那个年龄段的我比较敏感，如果没有处理好，心态很容易变得消极。”何江说。

高中毕业后，他以高分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来到了一个更大的城市——合肥。

去学校那天，长沙没有直达的火车，他从江西鹰潭转车，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才到合肥。路过长江时，他看到自己名字中的“江”，最长的那条江，激动不已。

大学里，学生会、五花八门的社团在何江面前一一铺开。那时的何江也曾惶恐。班上有一些和他相同背景的学生，他看到了大家身上共同的焦虑。

那时，计算机技术是新兴的技能。在县城，只有到网吧打电子游戏的孩子才会接触电脑，何江从未触碰过。他连打字都磕磕绊绊，还不知道怎么用“word文档”，就要学习一门叫“C++”的计算机编程语言。

何江明白唯一能做的便是打开自己，向前走。大一寒假，他向同学借了键盘，玩打字游戏，练习打字。

何江又用最短的时间筛选信息、安排时间，将自己的需求定位到学生会、辩论社。大学四年里，他不断通过和师哥、师姐聊天，广泛社交，练出一身组织管理和沟通交际的能力。这为他之后在美国求学、创业打下基础。

“我看到的很多人只是焦虑，没有行动，而行动是我能突破的主要原因。”何江说，“乡下来的孩子通常只觉得学习重要，但我明白，学习重要，其他事情也重要，我要做的是如何掌控和平衡。”

2009年，何江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学校本科生的最高荣誉——郭沫若奖学金，收到了哈佛大学生物系的录取通知书，拿了全额奖学金，博士毕业后，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
到了美国，何江面对的是世界级的顶尖学生，他们最突出的特点是开创性思维方式，这是很多中国学生所欠缺的。

起初，何江仰望着他们，逐渐，他发现自己并不比同辈差。“擅于自省，这是我同他们最大的不同。”

在哈佛的课堂上，他发现国外的同学擅长并勇于提问，而自己习惯了老师传授、学生听课的模式。他便专注练习提问，起初是朋友圈的小范围，逐渐将自己的声音传播到更多平台。
登上哈佛毕业典礼演讲台
在毕业演讲上，何江将自己被蜘蛛咬了的故事娓娓道来。“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知道那时已经有更好、不痛苦、风险低的治疗方法。于是我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我当时不能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他的演讲很快传回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他的故事，挖掘着这位从乡村出来的哈佛博士的秘笈。

从上学起，何江与同学们最大的不同是思考，思考一切事情的底层逻辑。

高二的课间，同学们聊起了学科的意义。“我们学的语文、数学有什么用？”“进了社会后，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刺醒了何江：“如果知识点在社会没用，在人类社会体系中又为什么会有教育？”

他突然想通了，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是刷题，而是培养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式。“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开悟的过程，我觉得学习不应该只是功利地学习知识，而是要思考背后的体系。”

何江在学习中会把自己当作课本编写的专家，思考教材、习题背后的逻辑。这种思维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

申请哈佛毕业典礼演讲的硕博生有二百多人，筛选过程极为苛刻。

递交演讲初稿，等待十多位评委在上百份申请文书中筛选，初赛后只有三四个学生能入围复赛。何江接到消息后，几乎每周都要接受一两次演讲培训，由专门的演讲老师培训，文学系的老师为演讲把关，直到每个字词都出现在最佳的位置。

“我究竟哪点打动了评委，一直都没想明白。”何江腼腆一笑。

当时，在如此密集的训练下，何江还在贴身陪同教育家、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那时朱永新正应邀到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讲演。对于自己演讲的事，何江只字未提。

朱永新事后才知道，那段时间对于何江多么关键。“我又是吃惊，又是高兴，又是感动，又是后悔。他无怨无悔地把大把时间花在我们身上，我深深感佩他大事临头仍从容不迫的心态。”朱永新在《过往皆为力量》的序中写道。

准备毕业典礼演讲的过程，正如何江这一路走来求学经历的缩影。从申请到上台，持续两三个月。从湖南乡下到最高学府演讲台，何江走了28年。28年间，他的梦想逐渐清晰。他想到母亲用火疗帮他治愈被蜘蛛咬破的伤口，和无数处于医疗落后地区的人们。

“作为一个科学家，积极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重要。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能够轻而易举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社会。”何江在演讲中说道。
用种庄稼的方法生活
何家有几样规矩不能打破，除了做人的底线，就是生活和学习习惯。

早上何江和弟弟不能睡懒觉；七八岁后，要自己学着做早餐；吃饭一定要光盘，否则下顿就要饿着；书包文具自己整理，放学回家要先做作业，学习遇到难题要自己先琢磨，不能马上问大人；母亲带着他们去插秧时，会让他们计算秧苗的间距和水稻田里的秧苗数目；在水塘边洗衣服时，母亲会指着浮在水面的木盆，让他们讲述“曹冲称象”的故事。

父母虽然支持教育，但仍会要求他们在田里干碎活，或者到野外放牛、切猪草。

母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格外喜欢书，喜欢一切有文字的内容，从杂货店里裹东西的报纸、药瓶上的说明书到老黄历。

父亲把何江的小学课本以两块一斤的价格卖出后，母亲很少见地动怒 了。

父亲教给何江的除了规矩和做人，还会在关键时刻点通他的思路。

备战留学时，何江也曾因为巨大的压力慌神。

GRE、托福考试是刚性指标，何江担心自己考不过，开始在课上偷背单词，但大学课程难度很大，分心一个月后，他的成绩开始下降，绩点又会影响留学申请。

另一边，实习经历的压力紧追不舍，生物专业的学生“削尖脑袋”想挤进实验室，但想做出好成果，可能要花费一两年的努力。他在盲目中忙碌，越忙，越觉得离出国目标更远。

父亲打来电话。虽然不曾读过大学，但父亲把种庄稼的步骤拆开告诉何江，何江的思路一下子打开了。他计划好了事情的优先级和长短期目标。

最后，他收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比何江小两岁的弟弟也有很好的发展。弟弟高考第一年距重点一本线差4分，复读后，第二年高分考入了电子科技大学，之后进入了上海顶级生物医疗器械公司担任某研发部门负责人。

何江一家四口参加湖南卫视的节目。

在不确定中坚定
何江面临最多的境地，便是不确 定。

高考前，他有机会选择“少年班”，最后仍按部就班选择了高考。

2005年，报志愿时，他迟迟没有下决定。作为家族的第一名大学生，没有人可以给他建议。

何江在大学招生手册的宣传语上看到，“二十一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便选择了生物科学专业。当时，正值生物专业爆火，成绩好的学生大多报考了该专业。如今，生物专业却不再吃香。

何江毕业时，生物专业已经开始面临就业难的问题，除了转行，只能在该领域深造。他也曾听到很多劝退的声音，他在坚守的同时，也做足了“Plan B（备选方案）”的准备。

他在哈佛读博期间，曾试探过其他的路，在其他学校的实验室做过研究，争取哈佛商学院的公司实习机会等。他把这些通过人脉打通的机会，当作退守的堡垒。“最后我没有走上这条路也没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积累了需要的就可以。”何江说。

面对当下社会中的“躺平”“迷茫”，以及人们对于“努力就会成功”叙事的怀疑，何江认为，这是心态的问题。“我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为了自己，还是要想明白自己期待的人生是怎样的，如果为自己的人生做主，应该怎样做。”

去年，何江回到老家，他被村里中学邀请做分享。讲座快结束时，一个小女孩问他，自己想当一个画家，但父母觉得浪费时间，她不知道要怎么做。

何江很想告诉女孩放手追梦，但突然意识到，这里是停钟村，这里的孩子都是过去的自己，没有资源，没有引导，唯有高等教育才是实现理想的途径。再加上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绘画师可能会被AI替代，他不敢随便开口。

“我唯一知晓的是，要在不确定的生活中认清自己，才能奔赴更远的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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