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季媛媛 上海报道  自2023年底至今，全球药物市场一片热火朝天，重磅交易频频发生，“MNC到中国‘扫货’”更是近段时间颇受热议的话题，而这个趋势才刚刚开始。

近日，根据布法罗大学（University of Buffalo）发布的一项公告显示，默沙东以2.08亿美元收购了生物技术初创公司Abceutics。这笔交易的潜在对价高达2.08亿美元（约合15.05亿人民币），包括根据协议候选管线的进展支付的或有里程碑付款。

公开信息显示，Abceutics核心团队设计了“有效载荷结合选择性增强剂”（payload-binding selectivity enhancers，PBSEs）来结合和中和杂散有效载荷分子，防止抗体偶联药物（ADC）杀伤健康细胞，以此提高ADC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此前，默沙东在ADC领域的交易多是引入产品管线，本次收购Abceutics，默沙东的重点却是引进PBSE技术，这也是默沙东完善ADC板块的又一重要举措。

除了默沙东，本月初（4月3日），丹麦哥本哈根和美国纳斯达克两地上市的Genmab A/S与ProfoundBio（普方生物）达成18亿美元全现金收购协议，该交易预计将于2024年上半年完成。普方生物定位明确，专注于开发下一代ADC产品。在其管线中已有三款ADC产品进入临床阶段，普方生物也因此成为了我国继亘喜生物、信瑞诺、葆元医药之后第四家被并购的中国Biotech。

在诸多交易信息公布后，不少业内人士也指出，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Biotech之间并购兼并，实现“抱团取暖”的优势互补和资源整合。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王锦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对于大型跨国药企而言，通过并购、许可授权获取“外部创新”和“内部研发”具有一样重要的意义。

“从历史数据来看，全球创新药收入的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企业‘内部研发’的产品，另外三分之二来自于并购与合作（包括授权许可）。对于全球前20名的跨国药企，当前临床阶段的产品数量中平均55%来自于‘内部研发’，45%是来自于‘外部创新’，但有些公司对外部创新的依赖度远远高于平均值,达到60%-70%。”王锦说。

但在此过程中，如何将“内部研发”+“外部创新”实现“双轮驱动”，也成为需要关注的话题。

MNC频频扫货Biotech

随着资本市场遇冷，企业估值跌入底部，加速了国内创新药企收并购潮起。

根据IQVIA数据，生命科学领域的许可活动在2022年降至疫情前的水平以下后，在2023年进一步减少，因为各公司似乎更加谨慎地选择他们获取许可的产品类型。与整体交易活动的趋势相同，生命科学领域的许可交易量从2022年到2023年下降了21%，原因是交易者更加谨慎，并重新调整了管线资产的优先次序。

尽管许可交易量持续低迷，但与前几年相比，2023年的许可支出水平仍相对稳定，已披露财务数据显示所有许可交易的潜在总金额为1574亿美元，仅略低于2022年的1606亿美元和2020年的1610亿美元，而2020年生命科学领域许可交易的生物美元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2023年，许可交易的平均值增长了7%，达到6.37亿美元，交易额中位数上升了15%，达到2.31亿美元。虽然2022年最大的许可交易额高达94亿美元，但2023年默克和第一三共签署展开220亿美元的合作创下了历史记录，是迄今为止总交易额最大的许可交易。

另据医药魔方NextPharma医药交易数据库显示，2023年，中国创新药通过合作和许可方式BD出海的交易数总计56起。其中，手握充足资金的MNC是不容忽视的一大主角。在56起BD出海交易中，MNC担任买方的交易就达20起，占比近一半。这些交易总计涉及8家MNC。

2024年开年，中国创新药通过合作和许可方式BD出海的交易数已有11起，MNC来中国“扫货”也出现了并购的形式。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也是由于中国创新药企业发展较为快速。王锦介绍，中国生物科技公司产品的对外授权交易和公司被收购最近受到很高的关注是因为这类交易在过去的12个月加速。在2023年共有39个中国本土创新产品授权美国和欧洲市场的交易。这个数量的增加是积极的信号，反映了中国本土创新的速度和临床价值的竞争力不断提升，并且得到跨国药企更多的认可。

“BD并不是生物科技公司没有资金或人才以自建商业化团队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对于生物科技公司而言，BD合作是公司主要的发展模式之一。我们研究了全球1000家生物科技公司，其中203家有商业化阶段的产品（其余797家公司的产品都还在临床前或临床开发阶段）。”王锦称，对于这203家生物科技公司，只有67家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化团队（其中24家在美国、欧洲、亚洲等多个区域建立了团队），其余的136家生物科技公司都是通过对外授权交易实现了产品的商业化。

生物科技公司和Biopharma公司有不同的价值链布局和核心能力，可以最大化整个行业的价值创造。对于生物科技公司而言，自建商业化团队、自建生产基地并不是默认的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因为产品组合规模和经验的局限性，自建商业化营销和生产能力可能会是效率较低的选择。

“如果在考量了外部合作的路径之后，生物科技公司选择自己推动商业化，除了通过招聘行业相关领域的领军人才组建团队之外，应充分利用科技和数字化赋能。”王锦说，在传统的大型医药企业，推动数字化赋能全渠道营销是很复杂的“工程”，但是部分领先企业已经开始看到转型的业务成效。

当前Biotech成色几何？

如果说2023年中国创新药企对外授权合作项目数量和金额均刷新了历史，那么2024年正在掀起中国Biotech被收购的历史大潮。而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跨国药企疯狂扫货ADC药物，一半以上的标的都来自中国药企，而这一热潮2024年仍在。

谈及当前中国医药市场环境，也有不少创新药企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之所以ADC成为热门，也是由于基于现在的新竞争态势，创新是主旋律。“无论是已经上市的还是将要上市的ADC药物，在不同适应症的应用、治疗的不同阶段，都需要以全新的方式去理解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对于大癌种开创一个全新的药物品类。因此，ADC领域有海量的机会等待大家去发掘。”

除了ADC药物，对中外药企而言，探寻“源头创新”品种也成为当下的主要战略方向。但，创新不是自娱自乐的过程，更不是展示几个幻灯片和创新点就可以实现。想要做出创新产品必须具备临床优势，临床产生价值也被认为是创新的最终意义所在。而在创新为王的时代，真正的技术创新占企业成功的20%-30%，而产品最终的商业化也成为创新破局的关键点。这也意味着，如何实现创新转化依旧成为待解的难题。

据麦肯锡团队调查发现，研发管线的“卷”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不断加剧的一个现象。在2000年，麦肯锡对于当时全球最热十大靶点，针对每个靶点的管线产品（包括总部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公司）分别有5-11个。在2020年，对于最热的前十大靶点，平均针对每个靶点的全球管线产品的数量高达20-60个。中国创新医药在过去几年严重的研发扎堆之后逐渐回归理性，但是具有很大市场潜力的靶点（如GLP-1）必然会吸引大批的创新药企和投资者。

面对卷，破局没有秘诀和捷径。最终在激烈的竞争中捕捉到了机遇的创新药企有三个共同点：一是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包括治疗领域，技术平台），二是在产品层面实现了差异化（差异化的机制，差异化的临床设计，差异化的适应症）；三是高效的执行。这三点听起来平淡无奇，真正能够做到的公司却寥寥无几。

至于想要真正做到“源头创新”，在王锦看来，关键词是“协作”和“转化”。具体而言，要形成高效率的创新产业链，需要促进早期研发的各参与方（包括高校、研究机构、生物技术企业、药企、投资机构）加强互相协作，减少技术流通障碍，实现基础研究向产业的转化。

“要实现协作和转化，需要解决在人才和资金两个方面的深层次挑战。”王锦表示，全球都面临转化人才缺乏的问题，中国在“交叉性、复合型人才”方面面临的挑战尤为突出，需要培养一批能够融合科学研究和医学实践的“医学科学家”。中国领先医学院近年来开始开展旨在培养医学科学家的MD-PhD项目，从教育体系出发、着眼长期解决人才的结构问题。此外，促进人才在学术界、医学界、产业界之间的双向流动也十分关键。

而资金方面主要是要解决创新链条上的资金断层。“从研发经费投入的来源类型来看， 公共投入支持基础研究，VC和PE资金支持产业发展，但公共投入和早期VC目前都还不能有效支持基础研究成果产业转化的起步阶段。要发挥更大的科研成果创新源头作用，未来需要更多的高容忍度的耐心资本和种子基金。”王锦说道。

收购双方的权衡

从全球范围来看，跨国药企收购Biotech已然是一套成熟运行的商业模式，资本寒潮中，资金链充裕的跨国药企更是屡屡出手。在与自身发展战略契合的基础上，跨国药企精细评估Biotech的管线资产以及创新价值之后，收购目标企业从而完善产业布局。

对于Biotech来说，在目前行业环境下，“出海”、“被收购”可以说是突围生存困境的新选择。特别是在“出海”层面，医药研发投入大、风险高，一款有临床价值潜力的产品需要在全球多个市场上市才能带来可持续的商业回报。目前中国市场占全球创新药市场规模的比重不足5%，捕捉海外市场机遇尤为重要。不少Biotech企业在两个层面思考“国际化”战略。一是产品在海外市场的上市；二是公司在海外的布局。

“我们看到中国的创新药企在过去几年在获得了更多的在海外审批的经验。一方面对美国、欧洲的监管要求更加深入，与专家在前期的互动更加主动，对全球临床试验运营的复杂性有更好的准备；另一方面，与潜在的共同开发的合作伙伴开展充分的沟通和数据共享。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本土创新的产品在美国FDA获批上市的数量会不断增加。”王锦说。

另外，王锦认为，全球性的生物医药企业(Biopharma)，全球生物科技企业 (Biotech), 或是立足中国的生物医药企业“出海”会出现更多元化的战略选择。全球性的生物医药企业门槛极高，不仅需要具有世界级竞争力的产品或技术平台，而且需要有全球的价值链布局，全球化的管理体系和企业文化。

“我们希望在未来五到十年看到一小部分的中国医药企业能够成功转型为源自中国的全球化企业。对于大多数的创新企业而言，可能成为具有全球水准的研发和BD能力的全球生物科技企业，或是凭借快速跟随式的创新和高效运营，在中国和新兴市场创造价值。”王锦说。

至于“被收购”，历史上不少外部创新主要源自欧美的生物科技公司。2023年以来，对跨国药企的这一动作更加频繁，中国创新产品和公司频繁出现在跨国药企的交易新闻里，出现了九笔跨国药企和中国公司面向全球市场的资产授权交易；此外，跨国药企还完成了三笔针对中国公司、面向全球市场的收购。

在中国创新产品对外授权交易中，一半左右是聚焦新一代的技术平台（如ADC）。另外一个角度的数据看也验证了中国创新在技术平台创新中的全球竞争优势，即源自中国的抗体偶联药物在全球针对ADC这一技术平台的共33个对外授权交易中贡献了10个授权交易。

“中国在技术平台上凸显的优势来自于两方面，第一是工程优势，也就是在现有的技术上快速迭代，依托于强大的理工科人才和技术能力储备；第二是中国速度和规模，采用有韧性、效率为先的工作模式，以‘中国速度’快速生成临床和PoC数据。”王锦强调，我们相信中国企业有潜力将竞争优势延伸至其他技术平台和药物机理，例如双/多特异性抗体、细胞基因治疗(CG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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