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是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性人物。

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是在中国革命血与火的实践中，通过他一次又一次的正确决策而建立起来的。

跟随毛主席多年的开国大将黄克诚，至死都佩服着毛主席，因为他正是这一次又一次英明决策的见证者。

黄克诚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黄克诚是湖南永兴人，1922年他考入了在衡阳的省立第三师范。

当年4月，正值毛主席从长沙来衡阳宣传革命思想，他在衡阳多次就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和农民问题发表演讲，黄克诚也从同学那里听说了演讲的内容，埋下了革命思想的种子。

此后，黄克诚和同学们一起成立互助社，共同阅读进步报刊，了解革命知识，探讨中国社会问题，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1925年，黄克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湖南党组织选送到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主席是讲习班的主要讲课人，也是黄克诚的老师。

在讲习班短暂学习了5个月后，黄克诚就被派往北伐革命军中，在国民党反对派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克诚回到湖南参加了武装革命，从历次战争中一路走来，成为了功勋卓著的开国大将。

黄克诚是在毛主席的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但他对毛主席的佩服，不是因为早期的师生情，而是因为毛主席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不朽功勋，尤其是毛主席在几个重大历史关头的危机中挽救了中国革命。

奠基红色政权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因为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在屠杀中损失惨重。

吸取了教训的中国共产党，在血泊中掩埋了战友的尸体，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在强大的反对力量面前，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到了重挫。

1927年8月至9月，南昌起义的革命部队南下广州受挫，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攻打湖南长沙也没有成功。

在这样的危机关头，革命队伍中也出现了很多不稳定的苗头，有人悲观失望，起义部队中也不断有人偷偷逃走，中国革命面临着接下来如何走下去的十字路口。

在关键时刻，是毛主席站了出来，他带领着中国红军，以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实践，回答了走什么路，建什么军，打什么仗的问题。

中国的革命道路应该怎么走，毛主席的回答是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工农武装割据政权。

当时的一系列武装斗争，在大城市都遭遇了挫折，而毛主席在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实际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了从农村地区先开展革命，建立武装政权。

在当时的中国广大边缘农村，尤其是几省交界的边界山区，反对派的力量相对薄弱，而农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党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这些地区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我们的有生力量能够发展壮大，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可以再逐渐包围城市，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毛主席带领着秋收起义的部队，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成功的实践证明了这一斗争理论。

在正确理论的指引下，全国的红色根据地遍地开花，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而在1927年的9月，毛主席又进行了奠定新型人民军队基础的三湾改编。

当时，毛主席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发的路上，途径三湾村，在此进行了重大改编，确立了中国革命军队的几项基本原则。

首先是党指挥枪的方针不动摇，三湾改编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使党的组织成为军队各级的领导核心。

其次是军队的内部民主制度，三湾改编彻底洗清了旧军阀的痕迹，建立了代表士兵利益的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

在这样的改编下，留下来的战士都是发自内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革命纲领的，军队的面貌和战斗力都焕然一新。

三湾改编在红军建立了军政一体的领导体制，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基。

至于仗怎么打，毛主席领导红军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总结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原则，最终形成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方针。

在这样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工农红军在反对力量的围剿中越战越强，不断发展壮大。

红军时期，是毛主席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长征路上扭转乾坤

在长征途中，中国革命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又是毛主席带领着中国红军转危为安。

1935年，就在红军召开完遵义会议，准备出发的时候，蒋介石调集了四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要将仅剩3.5万人的中央红军围歼在贵州。

而此时的毛主席镇定自若地指挥中央红军忽东忽西、神出鬼没地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前后四次渡过赤水，最终跳出了中国国民党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关于这段惊心动魄的历程，张闻天曾回忆说:

“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动，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红军跳出了包围圈。实践证明毛主席的指挥是正确的，而且完全称得上是英明的。”

转危为安的红军，又面临着最终目的地在何方的抉择。

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长征途中根据瞬息万变的军事态势，先后八次更改过长征落脚点。

而在最终，毛主席根据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存在的消息，结合日本在中国华北发动侵略战争的严峻形势，最终选定陕北地区作为长征的落脚点。

这一战略抉择，是为实现北上抗日战略目标而作出的，奠定了党和红军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型的基础。

此后十余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了党领导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总后方和夺取革命胜利的基地。

长征途中，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选定陕甘宁，是毛主席力挽狂澜，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

抗日战争与《论持久战》

抗日战争中，日本的国力远强于中国，国内外都被悲观绝望的情绪所左右。

中国人民能不能打赢这一仗，又是毛主席站出来回答了这个问题。

1938年，毛主席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强调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游记战争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坚信中国人民并将战胜日本侵略者并详细加以论证。

在战争前期，中国因为弱于日本，在正规军的作战无法长期坚持，阶段性的失败和退却是不能避免的。

但因为中国国土广大，日本只能占领有限的地区，战争会陷入长期的敌我相持阶段。

而在日本控制不到的广大地区，有着广阔的敌后活动空间，我们就有机会组织群众武装，坚持不懈地开展游击战争，持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毛主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而发动人民群众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所在，只要有共产党，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不愁组织不起人民的游击战争，也就不愁中国坚持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论持久战》坚定了我党各级干部的信心，广泛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成为了我党抗日战争中的指导方针。

与民众密切结合起来的共产党，也成为了这场民族战争的领导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主席带领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战略转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策略，使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大发展，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解放战争中指挥若定

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中国共产党顺应民众呼吁，愿意做出最大让步以促进国内和平，但自认为实力占优的蒋介石还是一意孤行发动了内战。

面对兵力、装备都处于优势地位的敌人，毛主席对这场战争的前景却充满信心。

他在与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历史最后会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还要强些。

面对强大的对手，毛主席做出这样的预判，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信心。

而毛主席作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也针对当时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

解放战争初期，他作出了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的作战方针，提出“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必要时可以放弃城市。

人民解放军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轻装前进，机动灵活，把城市作为包袱甩给国民党军，导致蒋介石夺了城池之后陷入分兵把手、被动防守的困境，局势开始向着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态势发展。

而在运动战中占据优势后，进入战略决战阶段时，敌人重兵集团害怕在运动战中被歼灭，仗着兵力数量大，依托牢固的城池以守卫为主。

针对新的情况，毛主席又要求我军改变战法，让阵地战和攻坚战并重。

这种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阵地战相结合的方法，使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阶段，创造了用时 142 天,歼敌 154 万的辉煌战绩。

至此，国民党军队主力已经被消灭了，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追击阶段，毛主席又审时度势，提出了先占城市后攻取乡村这一新的作战方法。

在占领城市的过程中，尽最大努力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对于那些逃窜到乡村的敌军，则可以留待以后解决。

实践证明，这种先占城市后攻乡村的方式，有利于在短时间内快速控制局面和恢复生产，那些逃窜到乡村的敌军，由于没有农民的拥护，很容易被消灭掉。

解放战争时期，是毛主席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中国革命夺取全国政权。

从建立红色根据地到长征，从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到抗日，从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到新中国建立，中国的革命事业有着曲折的历程，毛主席在一次又一次的艰难抉择中带领着全党全军走向一个个胜利。

多年以后，黄克诚在评价毛主席的历史功绩时，他坦言，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井冈山这面红旗，就没有长征胜利，就没有党的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政策和革命力量的大发展。

他深情的回忆说：“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人有这样的功劳呢？”

“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任何人都不能比拟的。如果硬说有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是对历史开玩笑！”

这也是黄克诚等曾与毛主席共同奋战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至死都对毛主席五体投地的原因。

参考文献：

《黄克诚与毛主席》，《党史纵览》，2002年9月

《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的领导艺术》，《新东方》，2020 年第 4 期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1月

《毛主席对红军长征胜利的三大历史贡献》，《毛主席研究》，201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