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北宋是我国文化的一个巅峰时期。由于国家对科举的大力补贴和支持,大量的寒门子弟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从而使得全国上下文风鼎盛,其中涌现了无数名流,千古的文人墨客,也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传承。


       但若论起这段巅峰时期的巅峰,那还是非宋仁宗时期莫属,宋仁宗虽然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英主,但是他性格宽仁尊重文人,后世赫赫有名的三苏、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曾巩等文人都是在他执政期间走上了历史舞台。
       这些名传千古的文人之中,最受人推崇的莫过于苏轼了,他的诗词在当时冠绝天下,至今也是无人可以超越,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曾经遇到过不可解的难题。
       王安石曾为了教训他出过一个上联,结果成了千古绝对,至今无人敢对。
       01朝堂冤家
       王安石之所以要教训苏轼,还得归结于他们在朝堂上的冲突。


       两人虽然是在宋仁宗时期科举入室,但是真正走入政治圈上层还是在宋神宗时期。
       众所周知,宋神宗是个有雄才壮志的君主,他对如今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深感痛心,于是不顾朝堂上下的反对,坚持请王安石出山主持新政,改革变法。
       王安石性格刚正执拗,胸中装着的是一颗为国为民之心,宋神宗如此信任他,将改革之事全盘托付,他恨不得以死相报。
       所以在改革期间他表现得极为激进,用铁腕手段镇压了满朝上下的反对声,坚定不移地在国内全盘实施新政。


       不得不说,王安石主持的新政的确有可取之处,宋神宗也凭借着这次改革积累了大量的钱财物资,为后来的五路伐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新政的弊端也是无法忽略的,王安石的众多决策初心是为了百姓着想,但底下的官吏却为了政绩胡作非为,弄得百姓怨声载道。
       就比如王安石实行的青苗法,让无钱购买种子和苗的农民和官府借贷等到收获了再还给官府,这本意是让百姓们能够低息贷款,不用遇到天灾人祸就卖房卖地卖身给大户。
       可地方的官吏们为了从中取利,就逼迫所有百姓们都去贷款,然后收取高额利息,让更多百姓破产。


       苏轼就是看出了新法的弊端,所以一直站在旧党那边抨击新法的种种不妥之处,哪怕他曾经和王安石私交甚好,但朝堂之上,两人从来都是互不相让。
       02挥手贬谪
       王安石和苏轼这对朝堂冤家在政治上斗得是不可开交,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和苏轼所参加的旧党,隔三差五就要来场骂战,都抨击对方是祸国殃民。
       可这并不代表,两人的私交就这么完结了,他们是政治立场不同,而非是互相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


       恰恰相反,苏轼敬佩王安石的刚正敢当,而王安石也欣赏苏轼的豁达开朗,两人往往上午还在朝堂上针锋相对,下午就约着对方去赏花,喝酒泛舟湖上。
       因为他们都处于当时文化界的顶峰,所以还经常有脍炙人口的诗篇传出。
       不过随着新旧两党之间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也体现在了他们的作品之中。


       有一次,王安石因为朝堂的事心烦,独自躺在花圃里的摇椅上整整一晚,直到第二天天明,他才长叹一声,挥笔写下一副上联:“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昨天夜里西风刮过花圃,把菊花吹落了一地。
       写下上联之后,王安石沉吟良久,也没有写出下联,只好暂时作罢。
       恰好下午时苏轼来拜访,一眼就看到了这幅上联,他先是哈哈大笑,又见王安石没有对出下联,于是拿过笔就写下了一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苏轼的这幅下联是从自然现象出发,秋天的菊花与春天的花不同,落的时候也不会大片落下。
       他以为自己这是提醒了王安石,谁料没过多久,王安石就突然发难,一连贬折了旧党的众多官员,而他就在其中。
       03千古绝对
       不同于其他被贬谪的官员,苏轼虽然也因为仕途的不顺而伤怀,但却没有一直沉溺在悲伤之中。
       而是积极努力地生活。在外放的时候,他凭借着自己的知识储备,带领百姓们修水渠建桥梁,做出了不少政绩,可他心中对那副对联,依旧是无法释怀。


       一次机缘巧合,苏轼在一间佛寺的后院里,突然看到了一种黄花被吹落满地的场景,这时他才明白,当年他对于王安石的“指正”,是何等可笑。
       他以自己没见过的风景去否认王安石的诗句,实在是过于轻狂。
       除此之外,被贬谪的这段时间,苏轼也意识到了王安石那副上联真正的用意。
       王安石表面是在写被吹落的黄花,实际却是在感叹朝堂的风波不止,无论是以他为首的新党还是死对头旧党,都像吹落的黄花一样,无法抗拒西风的肆虐。


       王安石虽然贬值了苏轼,但并没有赶尽杀绝,相反,在这段时间里,苏轼直面人生的挫折,思考出了许多人生道理,积累了大量的基层工作经验,也更贴近百姓们的生活。
       这才有了后世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苏轼。
       不过天性就是天性,就算经过了再多挫折,苏轼也依旧改不了自己刚直豁达的性格,新党有错的时候,他指责新党,后来司马光上位全面废除新法,他也依旧出头抗议,只因他认为新法中的利民之举不该因朝廷倾轧而废止。
       从那之后,苏轼便开始了他一路被贬的生涯,可直到贬去了海南,他也没能给那副对联对出满意的下联,这副对联也从此成为千古绝对。


       苏轼的才华虽然出众,但他公正豁达的品格却在官场上屡屡碰壁,他天生不适合官场,却一生都在官场内打转,只能以诗词明志。
       而与他同为“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政治经验却明显比他丰富,所以这千古绝对,他对不出来,后世之人就更不敢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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