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公亶父迁岐之后，在岐山建立建都立庙，建立周国之后，打败了来犯的“串夷”，让周国站稳脚跟，《诗经·大雅·皇矣》中有“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因此，古公亶父首要任务在于让周国在岐山站稳，史书说他已有剪商之谋，应是后人粉饰之语。
古公亶父妻子叫“太姜”，说明他与西北羌人联姻；儿子季历妻子叫“太任”，这是与商朝贵族联姻。背后拥有强大政治力量支持的季历，如何面对他族呢？史记中说季历“脩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就是“道义服人”，但竹书纪年记载季历“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伐燕京、无余、始乎之戎”等，说明周人开始武力征伐周围狄戎部族，这是“以武服人”。
姬昌的祖与父，一个求“稳”、一个求“战”，那么到了姬昌时代，周国战略核心有无变化？根据史记记载，姬昌与季历一样都是“以德服人”，崇侯虎谗言纣王时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殷本纪中说纣王不修德、姬昌修德，所以纣王失国、周人得国。以史记看，姬昌求“德”，恰如“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中国传统。
但问题是：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无论“道义服人”还是“以德服人”，都要建立在强大的武力威慑之下，因此史记对季历、姬昌道德服人的叙事显然不太可信，既然如此，姬昌到底采取什么战略，又如何做到“天下三分有其二”？对此，陕西周原甲骨文揭开谜团。
称王之后攻伐商族盟友
姬昌称王之后，所采取的战略是攻伐商朝方国，乃至攻打商朝王畿范围内的商朝方国，史记对此记载的比较清楚，也能与左传、诗经等文献印证。
根据史记记载，姬昌继位之后，“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吸引了一大批贤达归附，并且诸侯向之。于是，崇侯虎向纣王谗言，姬昌被囚羡里。
姬昌出狱之后，首先解决的是“虞芮之讼”，就是虞国与芮国被周人道德感化。诸侯听闻这件事后，感慨的说“西伯盖受命之君”。以清华简、传世史书等记载看，实质就是姬昌称王。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姬昌称王显然是明确的反商。解决虞芮之讼与姬昌称王之间存在重要联系，下文还有论述。
在此之后，姬昌开始攻打商朝方国，史记记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其中耆国即黎国，在山西长治西南，距离位于如今河南淇县的朝歌非常近，属于王畿范围内的方国；邘国位于河南焦作沁阳市，距离朝歌也很近；崇国位于西安老牛坡遗址，是商朝经营西部的据点。
因此，姬昌称王后的战略是“战”，攻打犬戎、密须，应是剪除周围强大的或已臣服于商朝的势力，之后开始直接攻打商朝方国，甚至王畿范围的方国——商族铁杆盟友。灭亡崇国的第二年，姬昌去世，留给姬发一个强大的周国，以及一个摇摇欲坠的商朝。
称王之前姬昌剪商战略
逸周书、论语等记载，姬昌臣服于商朝时已“天下三分有其二”，比如逸周书“天下三分而有其二，敬人无方，服事于商”。但以史记记载，姬昌称王之前只是积德累善而已，然后诸侯向之，并未动刀动枪。那么，姬昌难道真的“以德服人”，然后“天下三分有其二”？
答案当然不可能，这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没有进入史书，陕西甲骨文揭开了其中的谜团。
上个世纪，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31号墓地中出土一件“文王玉环”，上书“文王卜曰：我眔唐人弘战贾人”，即姬昌联合唐人攻打贾人。学者王晖考证指出，姬昌攻打贾人之事不会太晚，应在伐黎伐邘之前，且在姬昌平虞芮之讼前。总之，在虞芮之讼前，姬昌已有军事征伐，并非史记所说的“以德服人”。
更为重要的是，在陕西宝鸡周原遗址中，考古发现一批“周原甲骨文”，其中有相对更全面的姬昌军事行动，填补了史书空白。
首先，周原甲骨文中有“伐蜀”与“克蜀”，即姬昌最终征服了蜀国。无疑，这个蜀国就是牧誓八国中的蜀国，被周人征服之后，后来参与武王伐纣。当然，这个蜀国是在汉中一带，还是四川成都附近的三星堆遗留势力，这一点还有不小的争议。
其次，周原甲骨文中有“征巢”，巢国是位于吴楚之间的小国，大致在今天安徽巢湖县，春秋时期有不少记载。当然，因为此巢国距离宝鸡太远，因此有人怀疑姬昌攻打的巢国是后世卫国一带的巢国，但后世卫国在朝歌、殷墟一带，姬昌称王前显然不可能打到这里。
关于姬昌能否打到安徽巢湖县，诗经中有“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等，汉代学者认为《周南》、《召南》是姬昌对江汉流域的开拓，以及教化当地的史实。汉代大儒郑玄考证指出：“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于时天下三分有其二，以事服殷。”
其实，陕西宝鸡看似距离巢湖县很远，但实际上只要达到汉中，就能通过“汉水”到达江汉平原，乃至抵达安徽一带。古史中的泰伯奔吴未必是真的，但可能是这种历史背景下的演绎。
除此之外，周原甲骨文上还有“其于伐㝬夷”，以及楚人臣服“以子事文王”等。其中，楚人臣服于周人，理应与周人征服江汉一带有关。
综上可见，因为季历时期武力征伐，征服了西北一带，杀伐太重，所以姬昌继位之后，改变季历时的暴力手段，采取安抚为主，这就是史书上所写的姬昌“积德行善”，但对西南、南方江汉流域采取军事手段征伐，由此达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古史中将泰伯奔吴，视为古公亶父经营东南、迂回剪商战略，这应该不太可信，更可信的应该是姬昌经营南国，既给周人奠定伐商物质基础，又能提供迂回攻打商朝的战略可能。后人回顾这段历史时，可能将姬昌战略安排，放在了古公亶父头上，并将之与泰伯联系了起来。
姬昌征服西南、南方之后，势力达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已可以与商朝抗衡后，但姬昌还要处理一件事，就是商朝实力毕竟还很强大，需要防止商人攻周。想要实现这一点，就与虞芮之讼有关了。
因为虞芮在潼关崤函一带，天险之地，姬昌解决虞芮之讼，让虞芮臣服于周，就控制了这一天险，于是就不太担心商朝攻周。同时，姬昌数月攻打位于西安的崇国，要拔掉商朝西北的据点时，崇国没有得到一兵一卒的援助，原因在于天险阻挡了商朝援兵。
所以，解决虞芮之讼，控制天险之后，姬昌受命称王，正式竖起反商大旗，开始攻打商朝的邘国、黎国、崇国等。
总之，姬昌剪商战略可以总结为两个阶段：称王之前，对西北部族“积德行善”，以安抚为主，但对西南、南方江汉流域采取军事手段征伐，最终让这些地方臣服于周，并在其后派兵跟随武王伐纣；称王之后，姬昌开始积极攻打商朝方国，一度打到了商朝王畿之地。最终，随着姬昌死去，剪商大业由武王完成。
参考资料：《史记》、《诗经》、《王晖——周文王克商方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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