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出自贾岛的《题李凝幽居》。全诗如下：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这首诗虽然只写了贾岛去看望友人而友人不在这样的一件小事，却因为诗人出神入化的语言，让整首诗变得意蕴无穷，由此而出现的“推敲”典故更是成为后世佳话。
推敲推敲
据说，贾岛一日于驴上得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又欲作“推”，炼之未定，吟哦之间，不觉忘世，惊动了时为京兆尹韩愈的车骑，韩愈非但没有动怒，反而同他一起思索，得出“敲字佳”的结论。此事遂成“炼字”的佳话。
世人大多赞赏韩愈的结论，我想大概有如下考虑：
首先，推无声，而敲有声，深夜月下，鸟宿树眠，万籁无声，此时响起了几声敲门声，以动衬静，更能显出月夜的静谧。
正如王籍在诗中所说：“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维也有诗“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都是说明动静结合的道理，以动衬静可使静者更静。
其次，推的前提是屋里无人，敲的前提是屋里有人，敲门一方面出于礼节上的考虑，一方面门里门外的人之间有情感上的呼应，气氛上比“推”更温暖。
但历来的评论并不是一边倒的。
“推”比“敲”好
明清之际的大诗人大学者王夫之就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说：
“‘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
表面上看，他是在批评韩愈，人家贾岛作诗，你为何随便插嘴，帮人家拍板；诗人贾岛在这里是用“推”还是“敲”应该由他自己的直觉来决定，你贾岛不要因为韩愈的官比你大，你就把自己构思的诗交给他来决定，官大不一定学问就大嘛。
更有意思的是，在现代也有人对“推敲”提出不同意见，这个人就是著名的美学家、曾经的北京大学一级教授朱光潜。他在《咬文嚼字》一文中就认为用“推”胜过用“敲”：
“推”固然显得鲁莽一些，但他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自己掩的，于今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平添了纷扰。
笔者也认为用“僧推月下门”比之“僧敲月下门”更见佳妙，但理由并不同于朱光潜先生的。
用“僧”必“敲”
僧人有僧人的境界。
“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禅宗)的境界，原是僧人的本分。
《禅源诸诠集都序》上说：“彼云：使得清静者，即《宝性》中离垢清静也。此心虽自性清净，终须悟修，方得性相圆净。”
可见一个僧人的内修是时时处处要努力的。
《金刚经》上说：“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既然为僧，就必须符合僧人的心理和修行习惯，至少应该是努力扫除六尘的僧人。
因此，要写此境中的僧，就应该是推门，因为他心中本来无一物，来到门前，应该不假思索，推门而入，这才符合一个僧人应有的境界，从诗的内容上讲也才能形成脉络一致的积极效果。
倘是一“敲’，便落入尘埃，毫无佛家境界了！因此，我说“用‘僧’必‘推”。
主语的特殊性规定了谓语中心语的使用，主语“僧’后最好是“推”。此其一。
其二，作为“初为浮屠，名无本”的贾岛，受较长时间的佛学教育，佛学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现在的贾岛，形貌上虽然是个儒生，骨子里恐怕还有个释子在。”
从社会大环境上看，贾岛的一生，基本生活在一个崇佛的社会环境里，唐武宗灭佛运动（公元842年）后他只活了一年就去世了；
再加上他自己出身佛门，对佛教教义及信仰，特别是佛教独特的修行要求、佛教对信徒修行进程的安排和僧众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了然于胸，并能内化为自己的认识理念和性格特征，他的诗作也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这样的贾岛来到如此诗所言的李凝家门前，胸无杂念地伸手一推，这应当是最合理最自然最本性的反应。如能这样，才为高僧！否则只是一俗僧而已。
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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