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汉武大帝盛世,百家争鸣,儒道法墨各显神通,谁主沉浮?“儒墨之争,二千余年,究竟孰优孰劣?”这句话形象地描绘了儒家和墨家之间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激烈论战。
       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汉武帝时期,正值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思想大爆发时期,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四大流派鼎立,你方唱罢我登场,论辩不休,这场关乎社会主义和国家前途的激烈碰撞,不仅推动了中国古代思想进步,也直接影响了西汉政治的变迁。
       那么,在这四大学派纷争的历史舞台上,儒道法墨各自又有哪些杰出代表?他们又分别主张什么?在汉武大帝会幕之下语出惊人的政治实践中,谁将扮演主角,谁注定被边缘化?让我们回到两千年前的长安都城,亲历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卫绾:兼容并蓄的变通儒者
       公元前156年冬,汉景帝驾崩,年仅8岁的刘彻继位,是为汉武帝。实际掌权的仍是刘彻的外祖母大太后窦氏。为了巩固权力,她先后清洗了以卫绾为代表的朝中重臣。
       卫绾是当时最有名的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汉景帝时,他担任左内史,与右内史赵绾、博士王臧合称“三贤”。卫绾深谙权谋,善于运用法家手段,有“儒表而法里”之称。他曾在处理梁孝王刘武叛乱案时,选择销毁所有罪证,逼迫汉景帝就范。这引起汉景帝的赞叹:“你这儒家的外衣下,还包藏了法家的权谋呀!”


       卫绾老谋深算,又深得汉景帝信任。为限制他的权力,太后先命他致仕回乡,后又设局除去赵绾、王臧。卫绾看穿太后的诡计,避祸退隐。在太后称制的几年间,朝堂风雨飘摇,卫绾安然度日。
       公元前150年,15岁的汉武帝亲政,卫绾重出江湖。他成为武帝的心腹谋士,指点武帝以威逼太后,最终掌权。在处理太后时,卫绾极力主张宽容,这成为他志在“克己复礼”的证明。其后数年中,他一直辅佐武帝巩固政权。


       窦太后:运用兵法的隐世政客
       窦太后生于公元前165年,汉文帝时期。她美貌动人,智谋过人,最终嫁给汉景帝为皇后。汉景帝即位后,窦氏被尊为皇太后、曾外祖母。在这个位置上,她得以和景帝分享政治权力达14年之久。
       窦太后的政治手腕高明而狡诈,她擅长运用道家处世之道。她伪装温顺谦逊,表面顺从景帝,暗地里却暗藏权谋,操控朝政。为达目的,她毫不犹豫除掉异己,比如设计谋杀右丞相吕太后。


       景帝死后,她成为8岁汉武帝的太后,继续把持大权。面对年幼的武帝,她又打起守势,采取“不争则无敌”的策略。太后先后采取退让姿态,将卫绾等大臣逼退和清洗。等汉武帝长大后主政,她又隐退山林,欲擒故纵,激发武帝与重臣之争。最后窦氏一举拿下朝中大权。
       窦太后的政治手段可谓兵法中的活学活用。她抱定主意,隐忍不发,克制情绪,最后一击必杀,委实令人胆寒。虽为女子,她的权谋却无人能出其上。


       郅都:为法不仁的铁血酷吏
       “臣为酷吏,以忠为先。”这是汉景帝时期最有名酷吏郅都临死前留下的遗言。郅都为人刚正不阿,他固执己见,不受外界影响,一生追求“执法不仁”。在担任河内郡守时,他就因严刑峻法而闻名。后任北军中尉时,郅都将违法乱纪的豪强斩杀殆尽,使得北军成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治安模范。
       郅都最著名的事迹是在景帝时期处决废太子刘荣。当时景帝下令命令卫绾逮捕刘荣问罪,卫绾却不愿下手。于是景帝命郅都前往协助。郅都二话不说将刘荣抓到中尉府严刑逼供,不久刘荣被迫自杀。此举大快皇帝心意,郅都也因此获得重用。
       然而郅都的好景不长,他最终也因近骨相刺被腰斩。临终之时,他仍自豪地说自己是“执法不二”的忠臣。郅都一生表现出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执着,是西汉有史以来最令人难忘的酷吏。


       郭解:墨家侠义的最后代言人
       如果让你形容一个侠客,你会怎么描述?崇尚自由,漫不经心?热衷助人,寡欲知足?这些品格无一不体现了墨家思想的影响。而在汉武帝朝,最有名的侠客非郭解莫属。
       郭解生活在长安城附近,他仗义疏财,乐于助人。只要百姓和弱小遇到困难,都可以找到郭解求助。这让郭解在民间极受欢迎。就连威武的大将军卫青,也曾为郭解说情。


       作为一个侠客,郭解并不直接置身于朝堂政治之中。但是他代表的民间正义与王法之间的张力,随时威胁到皇权。汉武帝朝的御史大夫公孙弘就曾直言不讳:“郭解确实不知情,但他能让士人替他惩恶扬善。这样的人对国家法度构成威胁!”
       最终,在公孙弘的反对下,汉武帝决定剿灭长安地区的侠客。郭解成为了第一个牺牲品。此后汉武帝大力推崇儒术,继续打压民间游侠。一时间,“侠肝义胆”的精神也渐行渐远......


       结语
       儒道法墨,你方唱罢我登场。汉武帝盛世,正是这四大思想流派你争我夺、酣畅淋漓论辩的大好时机。它们之间关于社会秩序和国家前途的论战,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政治角力的结果上看,儒家因符合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成功站稳脚跟;道家太后则利用儒家包装权谋手段;墨家思想则日益衰微;而法家酷吏最终难逃一死。
       然而即使历史发展有阶段性偏向,各家思想之间的辩证也永无止境。正如后世司马迁在《史记》中给出的公允评价:“夫儒与法互反,故两说并行;仁义之论,非一端也。”也许正是因为这种错综复杂、百家争鸣的思想碰撞,西汉国势才空前强盛,太平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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