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哲学?
书架上的一个“非热门”类别、一种关于人和世界的论说……假如按这些年流行的学科“鄙视链”来看,它大概也是没落的“众学科之王”吧。
哲学开始于仰望星空。以西方哲学为例,最早的哲学家往往也是天文学家,古希腊的泰勒斯、毕达哥拉斯、阿那克萨戈拉,都是如此。
阿那克萨戈拉(约公元前500-前428)出身贵族,但他主动放弃了继承家业,把财产全部分给亲戚,自己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潜心研究自然。有人大惑不解地问他:“你活着为了什么?”他回答说:“为了研究太阳、月亮和天空。”对方继续追问:“难道你不关心你的祖国吗?”他指着头顶的天空说:“我非常关心我的祖国啊。”
以宇宙作为自己的祖国,并不只有阿那克萨戈拉这一孤例。大名鼎鼎的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敢于让亚历山大大帝不要挡住他的阳光。他靠着一根手杖和一个背包,四海为家,还发明了“宇宙公民”(cosmopolite)这个词。哲学家的思想疆域是超越国界的。两千多年后,德国哲学家尼采同样振聋发聩。他不仅宣告“上帝死了”,还声称:“哲学家不是时代的嫡子,而是时代的养子。”哲学家只是恰巧生活在某个时代,他的老家是永恒。
他们不断追问世界本源和人生意义的终极问题,不断拓宽人类的认知边界。他们相信,“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
学者、作家周国平,17岁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后来在中国社科院哲学系博士毕业,并留任哲学系研究员,终生从事哲学的写作和翻译工作,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从懵懂无知的年纪开始接触哲学,遍读西方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许多人觉得哲学枯燥晦涩,毫无实用价值,他却乐在其中,欲罢不能。他被那些智慧的头脑所吸引,不由自主地进入他们思考的问题之中,跟随他们在一个个奇妙的精神世界里探险。
周国平 ,生于1945年,当代学者、作家,是中国研究哲学家尼采的主要学者之一。著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守望的距离》《善良丰富高贵》《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
如今,他已年近八旬,但仍思维敏捷,辩才无碍。他耗费四年时间,完成了人生中最重磅的著作,三卷本的《西方哲学史讲义》,洋洋八十余万言。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写到19世纪,对2500年的西方哲学史做了梳理,从古希腊的泰勒斯一直写到近代的尼采,辨析了哲学与神话、宗教、科学、美学、政治的关系问题。这套书延续了他一贯生动简洁的文风。在这套新书出版后,我们也专访他聊了聊究竟什么是哲学的魅力、哲学(史)与知识。在他看来,现代哲学背离了两千多年的主流传统,不论形而上学遇到怎样的危机,哲学都需要思考世界本质和人生意义这样的根本问题,所以,“我愿意听从维特根斯坦的劝告,对于不可说的,保持沉默”。
特约采写|徐学勤
哲学家不是怪物
《西方哲学史讲义》,周国平著,深圳出版社·果麦文化,2023年11月。
新京报:中国的本土学者,写西方哲学史的并不多见。你为什么会在七旬之年,来写一部篇幅巨大的《西方哲学史讲义》?洋洋八十余万字,这是体力与毅力的双重挑战。
周国平:之所以写这部书,一个偶然原因是有媒体和出版界的朋友约稿,而根本原因是经过几十年的阅读积累,我想对西方哲学史做一次系统梳理。
我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文史哲都读,但读得最多的还是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只要是被翻译成中文的,我基本上都读过,有的则是读的外文原著。我做了大量的笔记和摘录,所以,在西方哲学的知识仓库里,我已经积累了很多东西。如果就这样把它们搁置,未免可惜,所以就想着写成某种作品。
读这些经典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欢喜。我感受到哲学家们的人格和思想魅力,我想把这些魅力传递出来,让读者也领略到,这是我创作这套书的初衷。
新京报:你在序言里说,这是一个哲学爱好者写给众多哲学爱好者的书,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周国平:基本上达到了。我的定位非常清楚,我不是要写一部晦涩的学术专著,也不是一般的通俗读物。我想把学术性和可读性结合起来,既能让普通读者感兴趣,也能让专业读者产生共鸣,让不同层次的读者各取所需。
新京报:介于专业与通俗之间的定位,让你在内容选择和行文风格上有何不同?
周国平:在内容选择上,我把西方哲学分为三大块——本体论、认识论和人生论。本体论是探究宇宙的本质、世界的真相;认识论是对人类认识能力和界限的研究;而人生论则是研究人生的意义问题,包括对幸福、道德、信仰、生死等问题的探讨。过去,无论是西方人写的哲学史,还是中国人写的西方哲学史,都把重点放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认为那才是哲学的核心领域,对人生论则谈论得很少,而我把三者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包括历来哲学史不怎么展开的部分,比如古罗马的斯多葛派,以及近代的蒙田、帕斯卡、爱默生等,我都作为重点来讲述。
在行文风格上,我不想写得太学术化,故弄玄虚,而是尽量让人能读懂,读得有趣。在每一章的开头,我都写了哲学家的生平故事,这是其他哲学史著作所没有的。我会去读每一位哲学家的传记,然后,从中挑选出最精彩的部分来讲述。就是要让大家感受到,哲学家并不是什么怪物,而是活生生的、可以亲近的人。
纪录片《受审视的生活:哲学就在街头巷尾》(Examined Life: Philosophy is in the Streets,2008)画面。
新京报:传统的西方哲学史,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核心,而对人生论不太重视。为什么会有这种偏见?
周国平:实际上,在那些原创性的哲学家那里,人生论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比如,苏格拉底就是把哲学从天上引到地上来的人。在他之前的哲学家,从泰勒斯到阿那克萨戈拉,关心的都是宇宙问题,是一些自然哲学家和天文学家。而苏格拉底关注人的灵魂,他使哲学立足于城邦,进入家庭,研究人生和道德问题。亚里士多德也把伦理学作为研究的重头之一。到古罗马时代就更不用说了,完全就是由人生论占主导。
近代哲学是以认识论为中心,尤其以英国哲学家贡献最大。他们追问人的认识能力和界限问题,英国的几位经验论哲学家都是很深刻的,到休谟走到顶峰,后来又转向怀疑论。但即使是这些以研究认识论为主的哲学家,他们对人生论同样很重视。像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休谟的《人性论》,都对人的心理、情感和道德进行分析,而且占了很大的篇幅。罗素在人生论方面也很强大,他写了大量文章,谈论宗教、道德和幸福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人们在写哲学史的时候,会对人生论不够重视,似乎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则,好像哲学的核心就应该是本体论和认识论。我猜,这可能跟人生论没那么理论化有关,一般观点认为,哲学应该是很理论化的。但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一方面,原创性的哲学家都很重视人生论;另一方面,有一些重要的哲学家,他们对本体论和认识论不太关心,但是对人生论很有贡献,哲学史应该给予他们公正的地位。
新京报:曾主持编纂过《儒藏》的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曾说,自己是哲学史家,而不是哲学家,要创造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才能称哲学家。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哲学家?
周国平:实际上,在英文里,“philosopher”这个词,既可以用来指那些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也可以用来指以哲学为职业的人,也就是哲学工作者、哲学学者。但我认为,还是可以加以区分:研究哲学史,或者研究某个哲学体系、哲学派别的人,可以称为哲学学者;而能够进入哲学史,成为被研究对象的,就是大写的哲学家。
其中的关键指标,不是看是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很多“草根哲学家”都喜欢构建体系,但根本没人理会,最后也就是一个假体系。所谓的建立体系,不是构建一套逻辑框架、自成一说就行了,而是真的要把人类的根本性思考往前推进,那才是真正的哲学家。
新京报:这让我想起李泽厚和余英时对钱锺书先生的评价,他们都敬佩钱锺书的博学,但认为钱锺书的研究成果过于琐碎,没有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就像是一堆没有串起来的散钱,总体价值并不大。但也有人认为,要炮制一套让人眼花缭乱的体系,对钱锺书来说并不难,而他之所以不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看似严密周全的思想系统,其实经不起时间的销蚀。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其实也就是一些思想片段。
周国平:是这样的,我觉得建体系这种癖好是很可疑的。尼采就是反对体系的,尽管他有自己的哲学体系,但他不是把建立体系作为学术目标去追求。对学者而言,最理想的情况,不是建立一套貌似宏大的理论体系,而是要在所有作品中形成顺畅的逻辑关系。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没有体系,建立体系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亚里士多德研究形而上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他是把哲学往学术化方向发展的第一人。一般来说,要把一门学问学术化,的确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架构。我对此并不反对,但前提是你的理论架构和思想的深刻性、丰富性要足以匹配。如果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不够,那还不如原汁原味地把你的研究心得呈现出来。像钱锺书的《管锥编》、帕斯卡的《思想录》,都没有所谓体系,但是书中充满了令人赞叹的洞见,这就比光有体系而没有思想不知要好多少倍。
《管锥编》,钱锺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0月。
新京报:对读者来说,可以到这样的书里去淘金。
周国平:对。其实作为读者,我们在读一位有完整体系的哲学家的作品时,也不是去接受他的体系,而是接受体系里面的一些洞见。尼采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体系是会过时和褪色的,但在构建体系的过程中,那些体现你个性和创造性的东西,会永远闪光。
哲学不存在知识积累
新京报:《西方哲学史讲义》主要写了从公元前6世纪到19世纪的25位哲学家,尽管三卷本已经很厚,但仍然有很多重要的哲学家没有被纳入进来,比如孟德斯鸠、伏尔泰、黑格尔等。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挑选,你的取舍标准是什么?
周国平:这跟我的熟悉程度和研究旨趣有关。孟德斯鸠的贡献主要在政治哲学领域,除此之外,没有太多可说的内容,而政治哲学不是我的主业,所以就舍弃了。亚里士多德、洛克、卢梭等人,虽然也都有政治哲学,但他们在其他领域也都很有建树,所以我写了他们。
伏尔泰我觉得没法写。他是一个批判者和破坏者,他的批判很深刻、很过瘾,但他不像卢梭那样自成一体,所以很难整理出来。我觉得,伏尔泰更大程度上是一位作家,而不是哲学家。
至于黑格尔,我是有意舍弃了,我比较同意叔本华的评价。叔本华认为,康德已经把形而上学总结完了,而黑格尔又去搞另一套形而上学,搞一个绝对精神体系,这是一种开倒车的行为。当然,黑格尔的思想很丰富,我看过他的不少东西,包括《小逻辑》《大逻辑》《精神现象学》等,我都下过功夫。他后来的研究方向发生了转变,去研究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试图用逻辑来解释社会,我对这个方向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我还是知难而退吧,我觉得很难把它整理出一个适当的篇章来。
根据德昆西写于1850年代散文《康德晚年及其他散文》改编的电影《伊曼努尔·康德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mmanuel Kant,1996)剧照。
新京报:这本书从古代写到近代,没有进入现代和后现代。你在序言里说,“古代和近代是笨拙的、单纯的、完整的,和我很亲近,现代则太机灵、太复杂、太细碎,和我甚疏远。在现代,哲学已失去家园,四处流浪,在别人的疆土上寻找寄身之处。”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周国平:很多人都在说“哲学死了”“哲学的危机”“形而上学的危机”等,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存在这种危机。在康德以后,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已经不再可能,这是众所公认的。后来哲学发生巨大的转向,变得四分五裂,其中一个主要潮流就是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在欧洲大陆和英美的发展路径又不一样。英美学者注重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这条路走错了,而错误的根源就在于语言。因为人们使用的语言不符合逻辑,所以,他们注重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甚至试图创造出一套逻辑完美的语言。而欧洲大陆的学者刚好相反,他们认为语言太讲究逻辑了,逻辑就是语法,人们的思想受逻辑控制,因而走向了形而上学。比如,英文单词being,也就是德文里的sein,是“存在”的意思,它本来是一个系词,结果变成了实体。这种情况有很多,所以他们认为,语言要从逻辑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回到诗的语言”,这就是语言哲学的两条路线。
此外还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其实找不到一条出路。现代哲学背离了两千多年的主流传统,我不知道现在的哲学在干什么,所以,我愿意听从维特根斯坦的劝告,对于不可说的,保持沉默。我认为,不论形而上学遇到怎样的危机,哲学都要思考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世界本质和人生意义的问题。世界到底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它的源头是什么?这些问题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人生意义的问题更是如此。如果不去思考这两个最大的问题,那么哲学就走偏了。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当我们谈论哲学的时候,谈论的并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
新京报:你以后还会续写现代哲学吗?
周国平:不会续写了,我花不起这个功夫。古代和近代哲学家所思考的问题,和我是比较一致的,而现代哲学的很多东西,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像胡塞尔的现象学,我花了很大功夫,也写过相关的学术论文。他的主要著作《逻辑研究》当时还没翻译过来,我看的是德文版,真的看得好累,而且,我觉得他最后失败了。
新京报:在西方哲学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师承案例,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但你在书中提出,“知识可以积累,所以自然科学会不断进步,而哲学不存在知识积累的问题,也谈不上不断进步。”能否解释一下?
周国平:这里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哲学不是知识。我们可以说哲学史是知识,一代代哲学家的著作构成了一个知识领域,对这些思想进行研究是一种学术活动,但是,哲学本身不是知识。一个人不可能仅仅通过学习前人的观点,就成为哲学家,前人的思想可以作为你的引入和参考,但是不能代替你去思考。哲学要去思考那些根本问题,而每一个思考根本问题的人,都要从头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不存在知识积累的问题。
道家是有本体论的
新京报:你在书中考察了许多哲学家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历程,你觉得在哲学家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质?
周国平:不同的哲学家,其实很不一样,但我觉得有两个特质不可或缺。一是敏锐的洞察力,或者说天生的直觉。我不是说对具体事情的直觉,而是对世界的根本结构、人性的根本特征,这些根本问题的直觉。那些大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都是很敏锐的。比如笛卡尔、洛克,他们在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思想历程的时候,都提到喜欢思考根本性问题。他们上的都是很好的学校,对功课、对各种陈词滥调,都感到非常厌烦。他们能敏锐地抓住大问题,并以此为标尺,来判断一个人到底有没有见识。哲学家的另一个特质,就是对思考的执着,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当然,思想的条理性和逻辑性,也不可或缺。
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是诗和数学的结合。诗是指它的敏感性,数学是指它的逻辑性,两者缺一不可。在古希腊,哲学和数学是分不开的。在柏拉图学园里,主要的课程就是数学,学园门口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
新京报:这部书从古希腊开始讲起,我们经常说“言必称希腊”,为什么西方哲学会在古希腊兴起?
由柏拉图《会饮》改编的同名电影(Le Banquet,1989)剧照。
周国平:要解释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容易。尼采在《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这本早期著作里,谈到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希腊会成为一个哲学民族?在西方的民族里,这是独一无二的。
实际上,希腊文明要比埃及文明更晚,早期的希腊人都要到埃及去游学。埃及在两个方面很发达,一是宗教,像毕达哥拉斯就在埃及做过祭司;另一个是测量学,要建金字塔,测量必须要好。希腊的一些智慧头脑,从埃及把这两样东西都学去了,但是,他们没有停留在朦胧的宗教和实用的测量学上面,而是把它们都抽象化了。当时的人都相信,自然界由某种神秘的统摄力量主宰,埃及的宗教认为,那是一些具象化的神灵,而希腊人则认为,它是一些抽象实体。比如,柏拉图所说的“理念”,就是这样的抽象实体。与此同时,希腊人又把埃及实用的测量学,变成了抽象的数学,比如,毕达哥拉斯定理就是其中的代表。这就是希腊人的特点,他们不停留在现象层面,而是要寻找背后更深层的东西。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按照尼采的说法,是因为希腊人特别善于学习,他们学习了别人的东西,然后,在别人停下的地方继续往前走,这种能力非常了不得。此外,我觉得古希腊人有某种彻底性。他们在神话时代是彻底的神话民族,奥林匹斯神话成为民族的信仰,统一了全民族的生活。但到哲学时代,他们又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哲学民族,对神话进行批判,继而诞生了很多哲学家。
新京报:从神话时代到哲学时代的转变,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飞跃。你在书里拿古希腊和古代中国进行对比,你说“希腊人是完美的儿童,卓越的少年”,“儿童”说的是神话时代,“少年”说的是哲学时代。你认为,东西方哲学是否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周国平:王国维是最早谈论这个问题的人,他的结论是中国没有纯粹哲学。他的“纯粹哲学”概念,是通过阅读德国哲学得来的,他对德国哲学下过很大功夫。所谓的纯粹哲学,就是metaphysics(形而上学),探究有形的现象背后无形的本质。王国维认为,这样一种最为本体的哲学,中国基本上是没有的。当然,道家和宋明理学也有一些,但儒家是没有的。所以,他说儒家是道德学和政治学,而不是哲学。
新京报: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周国平:我认为,他说的基本上是对的。从哲学的三个部分来看,儒家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儒家所讲的知行合一、格物致知,都是道德修炼方面的内容,而不是认识论。张岱年先生也曾说,儒家基本上就是人生哲学。
动画片《老子说》(2004)画面。
道家是有本体论的,而且,现在看来还是很高级的本体论。因为西方哲学试图用概念和理性去把握世界的这条路没有走通,康德已经证明理性没有这个能力,而中国的道家从来就没有想用理性去把握世界。道是靠理性把握不了的,是不可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但是,从《道德经》里的描述,我们可以略微感受到,道就是一个自然过程和它内涵的动力。它很难用概念表达,所以老子说,如果一定要表达,我就把它说成是道。另外,庄子是非常了不起的,他的相对主义也可以算作认识论。但儒家确实没有认识论,而儒家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新京报:为什么东西方哲学会出现这种差异?它是偶然的吗?
周国平: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但他似乎也没讲清楚根源在哪里。为什么在那个时间段东西方同时诞生重要的思想家?又为什么一开始就有不同的认识方向?原因很难说清楚。思想产生的原因,不能用思想本身来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地理因素,确定了这样的解释角度以后,一定能够找出很多证据来自圆其说,但它是不是完全有道理,也很难说。
《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李雪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
哲学始于惊疑
新京报:苏格拉底说,“哲学始于惊疑。”亚里士多德说,“惊疑是由自知无知引起的”,并且得出哲学思考不是为了实用的结论。
周国平:是的。我很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求实用。注意,这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也遭到很多人的嘲讽。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哲学家泰勒斯抬头仰望星辰,结果不小心掉到井里,遭到周围的人嘲笑,说他光顾着了解天上的事情,以至于看不见脚下的路。但是,欧洲的精英阶层,把这种不求实用的哲学精神传承了下来,形成一个伟大的思想传统。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因为知识本身的价值而尊重知识,这是欧洲的伟大传统。”他们认为,理性是人最高贵的能力,我们去发展和应用这种能力,本身就是目的和价值,我们去思考世界和人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并不一定要得出某种实用的结果。
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传统,是后来西方科学、哲学、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以实用价值为最终目的,那么,你的思考一定是狭窄的,往往会漏掉最重要的东西。当你不求实用的时候,才能把握住真理和本质,最后反而能在实用领域结出丰硕的果实。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这种纯粹的求真精神。
新京报:这其实也可以用来解释“李约瑟难题”,就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
周国平:是的。李约瑟对他的问题的回答是有偏差的,他着重用近代社会政治的变化来解释,这是不对的,其实根源在古希腊和先秦时期就已经种下了。
从根本上来说,求实用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要,让自己过得更舒适安逸,这是一种动物本能。而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还是一种精神存在,精神本身的价值至高无上。让人的精神属性得到更好的发展,才是人最应该做的。我们不能以低阶属性的满足作为标准,来衡量高阶属性的价值。
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资本论》里有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在必须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它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那就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为了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而活动,那是必然王国,必然王国是不可回避的阶段,但是,人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
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只是物质极大丰富,物质不过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让人从物质生产里解放出来。把自己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来活动,那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说,喜欢钓鱼的钓鱼,喜欢打猎的打猎,喜欢艺术的搞艺术,喜欢科学的搞科学研究,应该是那样一种状态。这种思想,跟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西方哲学的不求实用性和纯粹性,也是欧洲科学精神的重要源头。
拉斐尔《雅典学院》局部。
新京报:在柏拉图的著作中,经常提到人们对哲学无用的嘲笑。哲学家关注的是永恒的事物,他们与世俗保持距离,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显得笨拙和无知。我们该如何看待哲学与日常生活,以及哲学家与时代的关系?
周国平:柏拉图说,哲学就是追求永恒。哲学家所思考的都是永恒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坐标轴。无论思考时代的问题,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如果以永恒价值作为坐标,那就是从哲学角度去切入的,如果没有这个坐标,那就和哲学没有关系。
尼采有一个精彩论断,他说:“哲学家不是时代的嫡子,而是时代的养子。时代不是他的亲生母亲,而是他的养母。”一个有着最为永恒的灵魂的人,很偶然地寄养在某个时代,他的老家是永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你一定是哲学家。
《当尼采哭泣》(When Nietzsche Wept,2007)剧照。
当然,哲学家也需要有现实关切,但是,他们和时评家的关切方式很不一样。后者会纠缠在一些具体问题里面,而哲学家会以永恒的精神价值作为坐标,对时代的弊病进行批判。譬如说,正义就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对非正义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是哲学家应尽的使命。但是,哲学家不要想着去做帝王师,那就没意思了。
新京报:说到帝王师,让我想起柏拉图的“哲学王”概念。历史上想成为“哲学王”的统治者有很多,但是,真正算得上“哲学王”的,你认为只有《沉思录》的作者、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哲学王”的核心要义是什么?为什么“哲学王”的理想难以实现?
周国平:柏拉图提出“哲学王”的理念,是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死。从那场教训中,他深切感受到,哲学必须与权力联盟,才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所作为,否则哲学将寸步难行,他由此产生了“哲学王”的理想。他认为,最好是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如果做不到的话,就把统治者培养成哲学家。
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很难做到,得靠运气。古罗马出现马可·奥勒留这样一位“哲学王”,完全是偶然的,不是规划出来的。柏拉图曾在叙拉古城邦,试图把那里的僭主培养成哲学家,但是失败了,那位僭主不耐烦地对他说,原来哲学就是无聊的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从此,柏拉图就放弃了培养“哲学王”的幻想,死心塌地地去办学院、当教授。
我认为,“哲学王”的概念是一个空想,不可能实现。哲学要对一切权力进行审视,而且,权力本身具有腐蚀作用,它会让思想腐化。康德和尼采都认为,哲学所处的最好的时代,就是权力不去管它的时代。权力既不要扶持哲学,也不要打压哲学,而是保持中立态度,任由哲学家们自己去争吵,对他们的是非对错不作评判。
哲学家的言行不一
新京报:你的这部书专门写到蒙田,蒙田是以散文闻名的,一般不被列入哲学家的行列,你为何会对蒙田偏爱有加?他在哲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有哪些?
周国平:其实,喜欢蒙田的哲学家有很多,尼采也极力推崇他。蒙田对欧洲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不亚于那些以哲学家冠名的思想家,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人生哲学。
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一直占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被压抑了很久。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蒙田这样一个人,他的哲学回归真实的、朴素的人性,拒绝任何人为的拔高和美化。从人生格调来说,貌似很低调,但其实是惊世骇俗的。我最看重他的也是这一点,他对平凡的人性和人生高度肯定,让你不必因为道德压力,而对自己的平凡感到惭愧。神学的枷锁已经去掉了,他要把道德的枷锁也去掉。这种哲学对普通人来说是很有亲和力的,而他的内在又是很深刻的。
新京报:卢梭是西方哲学史绕不开的人物,他身上充满争议,他对公众宣扬大爱,却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送进育婴堂。像卢梭这样在私德上有亏欠的哲学家不在少数,比如罗素、萨特等都是如此。就像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说,知识分子爱人类,却不爱身边具体的人。你如何看待哲学家的道德宣扬和私德相矛盾的问题?
周国平:这种情况在人群中很普遍,但在哲学家身上,就会被放大。卢梭的选择有其特殊原因,因为他很贫困,而他的贫困有一半是自找的。他拒绝任何政府津贴或富人赞助,主张过一种回归自然的朴素生活,一辈子主要靠抄乐谱为生。他在爱情上也遭遇坎坷,这么懂感情的一个人,跟他相守终生的,却是一个既没文化、又没教养的女仆。女仆带了一大家子和他一起生活,他们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养活孩子,所以只能把孩子送进育婴堂。尽管情有可原,但卢梭还是负疚终生。他在《忏悔录》里说,想到自己的孩子,就感到非常痛苦和内疚。人不能求全,卢梭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的伦理学把良心作为最重要的东西,这也给了康德很大的启发。
关于哲学家的言行不一,古罗马的塞涅卡作了最好的辩护。他是尼禄的宰相,位高权重,还很会敛财,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在“道德书简”里,他却主张人应该过简单清贫的生活。
《塞涅卡道德书简》,[古罗马] 塞涅卡著,刘晴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
当时就有人骂他是伪君子,说一套,做一套。他承认自己不是圣人,说:“我主张简朴的生活,可是我自己过着富丽堂皇的生活,我主张道德,可是我自己有很多道德的瑕疵,你们因此而嘲笑我。我告诉你们,我是讲人应该怎么生活,不是在讲我现在是怎么生活的;我的立论反对所有的恶,尤其反对我自己的恶;我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慢慢地向它靠近。”他的辩护是有道理的,他提出了人应该追求的目标,尽管自己没有做到,但这个标准仍然成立。
新京报:“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就是应然和实然的区别。
周国平:是的。道德如果没有一个高于日常行为的标准的话,那就不成其为道德。但是,道德又不能太脱离人性,应该是只要努力就能够做到,而不是努力了也做不到。
很少有哲学家因为思想而发疯
新京报:这部书的最后一章留给了尼采,尼采是你用功最多的哲学家,你翻译了他的多部著作,还写过两本尼采研究专著。为什么对尼采情有独钟?他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周国平:我最开始喜欢的是他的文风,喜欢他思想的深刻、尖锐、跳动、出格。用他的话说,哲学家应该成为一个舞者,他就是一个跳着舞的哲学家。我特别喜欢他的表达和思想的不寻常,他大量的著作都是用格言体写的,里面有很多精彩的洞见。后来,当我真的去研究尼采,我发现他对哲学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本体论和认识论,同样有精深的思考。
《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再版),周国平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19年6月。
关于尼采,我写过两本书,一本是《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那本书重点谈尼采的人生哲学;另一本是我的博士论文《尼采与形而上学》,重点谈尼采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贡献。他关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思考,除了《偶像的黄昏》外,主要体现在他未发表的遗作里。这些遗作,后来由他的妹妹和一个学生整理成《权力意志》。有人认为《权力意志》是一本伪书,因为它不是尼采自己整理的。但我不这样看,我觉得它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里面没有一段话是编造的,都是从尼采的遗稿里摘录出来的,而且整理得非常系统完善,全部按照主题分门别类。从这本书可以看到,尼采后期在非常系统地思考,为什么欧洲的形而上学会走到绝路,陷入虚无主义。
形而上学相信存在一个永恒的东西,这个东西到基督教到达顶峰,就是信仰上帝。但在启蒙运动以后,“上帝死了”,大家没有信仰了,于是陷入虚无主义。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呢?尼采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形而上学最基本的两个要素,一是理性,二是道德。在分析理性的时候,他提出了很多认识论上的洞见,包括我非常赞赏的透视主义。所谓透视主义,就是说世界没有所谓的“本来面貌”,你从什么角度去观察,它就是一个什么样子,现象世界是我们唯一可以把握的世界。不同角度所把握的现象世界背后,没有一个所谓的本质世界。这个观点是非常领先的,它被后来的现象学派继承了。可见,尼采在认识论方面也非常厉害,我佩服他完全是有道理的。(笑)
新京报:那么,他的“超人”概念该如何理解?
周国平:其实,在尼采哲学的传播过程中,存在很多认知偏差,“超人”概念就是其中之一。人们很重视“超人”概念,但我不认为这个概念在尼采哲学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超人”概念的提出,是因为他对人类的现状感到绝望,所以,盼望诞生一个“超人”,克服人类现有的弱点。但是,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说,“超人”不过是诗人编造的玩偶,是一个骗局而已。
改编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2001)剧照。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尼采是一个非常看重生命力度和精神高度的哲学家,他提出“在自己身上战胜时代”,但最后他为何会走向疯癫?
周国平: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我并不认为尼采是因为思想而发疯,他的精神病是有体质原因的。现在一般认为,是因为他早年得了梅毒,后来发作了,导致神经系统出现问题。其实,很少有哲学家因为思想而发疯,诗人倒是有可能,荷尔德林就是一个例子。当然,尼采的思想里面有疯狂的因素,有很不常规的东西。在《看哪这人》这本书里,就已经有一些发疯的征兆。但是,因果关系不要颠倒,不是因为他有这些思想而发疯,而是因为他发疯了,所以才产生某些疯狂的思想。
爱德华·蒙克作品《弗里德里希·尼采》局部。
新京报:你曾经说,尼采是属于青年人的,劝青年人都去读一读尼采,为什么?
周国平:我领会的尼采的精神,最重要的就是人要有强大的生命本能。一棵植物能开花结果,是因为它有强大的根系,而一个人要有蓬勃的精神状态,是因为他热爱生活,他有让人生变得更精彩的冲动。青年本来应该是生命力最旺盛、最有精神理想的阶段,但是很遗憾,现在很多青年人不是这样,所谓“躺平”“摆烂”“佛系”,成为很多人的口头禅。
这当然跟时代环境有关,时代环境对青年人不是那么友好,但这不是未老先衰的理由。青年人应该有活力,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他们的生命活力和精神追求表现方式可以不一样,但是不能没有。没有哪个时代是绝对好的时代,我的青年时代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时代,但是我没有放弃精神追求,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
人性中的天使与魔鬼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马克思墓碑上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周国平:哲学家改变世界的方式,不是亲自走上政治或经济舞台,用权力和金钱改变世界,而是通过观念改变世界。哈耶克说得非常好,他说,实际上观念对人类的影响是最大的。哲学家用观念去影响各个领域的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又用观念去影响各个领域的政策和实践,继而影响到社会上每个具体的人,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观念的力量。
新京报: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说,人类的战争和暴力在逐步减少,但是这两年来,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不断升级。面对战争与杀戮,哲学和哲学家能否起到某种作用?
周国平:我觉得哲学在这方面是比较无力的,因为权力掌握在政治家手里,在很大程度上,世界格局是由政治家决定的。当然,如果我们更深入地挖掘,会看到政治家的素养跟民族传统和文明程度有关,但确实是政治家在直接支配着世界,哲学家只能够提出建议。
康德很早前就专门写过一本书,叫《论永久和平》,他提出了很多构想,其中包括废除常备军、制定国际法、建立联合国等。罗素也是和平运动的领袖,他把国家权力过大看作现代世界不幸的根源。他曾为反对一战而撰写过政治理论著作,还参与了二战后的反对核扩散运动,创立了非暴力反抗运动委员会。不过,罗素的行动之所以能起作用,和欧洲整体的文明程度有关。
现在也有很多思想家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总觉得,情况是令人悲观的。长久的和平,让人产生“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很强大”的错觉。其实,人性中既有天使,也有魔鬼,有时候魔鬼会战胜天使,这就很可怕。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无知的战争拥护者,他们完全不思考,在那里唱各种高调。那就是人性中的魔鬼在说话,他们身上的天使已经奄奄一息了。所以,我对此是不太乐观的。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特约采写:徐学勤;编辑:西西;校对:刘军。封面题图素材为《当尼采哭泣》(When Nietzsche Wept,2007)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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