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吃食方面，中国的美食融贯古今，多种多样。细分到地理位置上，无论是作物还是烹饪方式均有很大差异。
这自然与我国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息息相关，并且随着各朝代政治经济的发展呈现隐性特征。而中华饮食文化的第一个发展高潮就发生在秦汉时期。
这个时期的大一统促进了华夏和非华夏（非秦汉王朝统治地区，即“夷”）之间的饮食交流，且是双向交流、内容丰富。
交流的过程中，人是最主要的载体，有多种因素促成了华夷之间人们对饮食的追求。
一、秦汉华夷互通之路，生存所迫与商业收益
秦汉时期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人们出于自身生存上的需要，推动了双方的饮食文化交流。 这一点在游牧民族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匈奴史》中指出：由于匈奴人主要依靠畜牧业为生，农业发展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还做不到自给自足。
因此，由于畜牧经济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多种需求，游牧民族需要从农耕民族获得酒、米等食物和缯、絮等生活用品。
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曾收到一封请求和亲并援助匈奴的信：
“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
还有一个原因，则是由于畜牧经济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遇有风暴、雨雪、旱蝗等灾害时，生产易受到极大破坏。
这种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加了其对汉朝物资的需求。《匈奴史》：
“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匈奴终不敢取当，兹欲鄉和亲，而边境少事矣。”
除了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输入生活所需的粮食外，半游牧半农耕民族也需要从汉地输入以粮食为主体的大量食物。东汉建武年间，来歙等破羌人，“获牛羊万馀头，谷数十万斛”。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羌人的农业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引起了周边农业不发达民族的争抢，同时促进了饮食的传播。
基本的生活得到保障后，追逐利益的商人开始从中窥见商机，来往于华夷两地。中原的商人到岭南收购龙眼、荔枝等水果，运回内地贩卖，以此获取商业收益。
《汉书·地理志》记载：南越靠海，有许多犀牛、大象、银饰铜物，以及瓜果布料，中原商贾多从这里进货从而获得富贵。
商业收益使得商人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本，然而这一利己行为并不只给商人带来了好处，还为中原汉人带去了其他地方的美食以及种植方式。
例如西夷之地的荔枝，经过汉人的引进，使得巴蜀地区的汉人逐渐以荔枝为业，以此谋生，更推动了饮食文化的发展。
《郡国志》记载：西夷有荔枝园。生活在蜀地的僰国人擅长种荔枝，并依靠荔枝致富，而汉人多向其学习和购买荔枝。
由此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华夷各民族之间因为生活所需和商业收益，有效的推动了饮食文化的交流。而秦汉时期各民族饮食之间的交流，因为地理环境、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造成了饮食文化的地方性和民族性。
二、美酒换美食，趋向融合的饮食交流
这种地方性和民族性代表着秦汉时期华夷两地的差异，为饮食交流划分了几个区域。一是从食物来源区分为植物性食物和动物性食物；二是从食物的用途和比重上划分为主食、副食、水果、调味料等。将这两个划分标准融合下来，可以系统概述华夷之间的饮食交流。
首先是粮食类食物的交流。在与北方匈奴时战时和过程中，中原地区的粟作文化作为先进文化渗透进匈奴人的生活。《史记》载，卫青军至：“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说明匈奴在杭爱山的赵信城，储存有粟。粮食储备的出现表明匈奴已有了农业生产。
反之，一些少数民族的先进粮食生产技术也影响了汉民族的粮食生产。例如，擅长稻作的南方百越族推动了稻作文化向北方的发展。《史记》记载：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褥”。
其次是蔬菜、肉类食物的交流。蔬菜是秦汉时期人们食物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时的人们，已经学会初步的人工栽培种植蔬菜，加上从自然界采摘野菜进行培养获得了数量众多的蔬菜品种。古代把葱姜蒜之类有辛辣味的蔬菜称之为“荤菜”，并在古代蔬菜中占有重要位置。
这类蔬菜相当一部分是先由少数民族种植的，而后传人中原。如大蒜、胡姜、胡葱、姜等。《齐民要术》“张蓦使西域得大蒜、胡要”这种说法汉代已出现。
虽然秦汉时期的统治阶级餐桌上常见肉食，但大多以鸡、鸭、彘为主，后来才从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中引进大量的马、牛、羊。史称匈奴“尚乐关市，嗜汉财物”。他们通过互市进行饮食交换，推动了华夷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
最后是瓜果以及茶、酒等的交流。在秦汉时期不断的交流进程中，一些新的瓜果类品种进人内地人们的饮食生活，包括来自中亚地区 的石榴、葡萄、胡桃等，来自亚热带地区的荔枝、龙眼、枇杷、橄榄、香蕉等。
如《急就篇》中列出了西汉中后期日常生活中最为普遍的八种传统的瓜果种类：梨、柿、枣、桃、奈即绵苹果、杏、瓜、棣。
茶在秦汉时期还不是十分普及，西汉时期开始由西南地区向中原推进，并且流通到了匈奴等游牧民族地区。如东汉政府在上谷郡宁城今河北万全及其他地点开设“胡市”， 每年定期与鲜卑、乌桓两族交易，茶叶是贸易中的重要部分，“茶马互市”的政策即由此发展而来。
酒是中原地区极为广泛的饮品，主要以粮食为原料酿制，这种用粮食酿造的酒在各种方式的交流中进人游牧民族地区。
据《汉书》记载，匈奴单于很乐于与汉和亲，并通过这种方式向汉朝索取物质帮助，其中就有中原美酒。因此中原地区的粮食酒通过和亲的形式传到了匈奴，同时可以推断，和亲公主应该也带去了酿酒技术。
随着饮食交流的深入和交流方式的变换，华夷之间的饮食文化逐渐趋于融合，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形势。这种融合较之交换前有了很大的突破，使得各地区饮食内容更加丰富。
三、开辟发展新局面，华夏饮食文化圈的形成
饮食内容的丰富多样，也为华夏饮食文化圈带来了新的发展局面。秦汉时期的饮食交流不仅限于食物的互通，还涵盖了食物储存、烹饪方式以及饮食器具的交流。
据《汉书》所指汉昭帝始元四年，卫律为攻打匈奴所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将粮食的储存方式带入了匈奴。除此之外，夷地胡饼的做法随着粮食的传播也被汉人掌握，《续汉书》：“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
除此之外，胡人的貊炙这一烹饪方式也随着战争掠夺从夷地流向华夏。这种将动物全身肉放在火上炙烤的烹饪方式传入中原后备受欢迎，加之西域引进的葡萄酒，给秦汉统治阶级带去了丰富的饮食方式。
秦汉时期，华夏和非华夏之间的饮食器具也有所交流，从华、夷两地出土的相同形式的饮食器具证明了这一观点。例如在罗布泊、尼雅两地发现了一种下有四足的木器，同类之物在信阳、长沙等地亦有发现。
华夷之间越来越丰富的饮食结构使得华夷两地逐步趋同，促进了华夏饮食文化圈的形成。同时，多种交流渠道的并存，开创了交流的新局面。
如东汉时班超经营西域，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西汉中后期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包含饮食文化在内的各式交流。
结语
从生存需要到商业利益，秦汉时期的人们促进了华夷之间的饮食交流，内容丰富，涵盖了饮食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在改变自身饮食结构的同时，又不断影响着对方的饮食结构。这是古代中国饮食交流史上的重要一环，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汉之间饮食大交流和融合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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